摘要: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新时代数字经济发展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是推动科技创新的关键生产要素,而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根本驱动力。然而,当前数据要素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逻辑尚不清晰、实践路径仍不完善。为此,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生产力理论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首先,基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从生产要素发展和强化劳动者协作两个维度,对数据要素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进行定性研究,并利用理论分析与逻辑解构相结合的方法,对数据要素在社会再生产各环节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分析;其次,研究发现当前我国数据要素价值释放不充分,面临诸多问题,包括数据要素供给不充足、数据驱动创新能力较弱、数据要素市场化进程缓慢、数据流通不顺畅以及数字劳动力短缺等;最后,针对上述问题提出对策建议,如加快构建数据资源供给体系、发挥数据要素乘数效应、规范数据要素市场发展以及注重数字人才培育等。以期为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并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引。
摘要:新质生产力既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和支撑力。基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内在逻辑出发,探寻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机理和发展态势,并立足“新”"质"两大维度,构建贴合中国发展情境的新质生产力测度指标体系,对2013—2022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新质生产力水平进行测度。研究表明: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东部地区发展水平较高,中西部地区发展水平较为落后;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空间分化现象依旧存在;分维度看,新质生产力的“新”“质"维度总体均呈增长态势;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集聚模式以“低—低"集聚为主。基于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统筹好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关系,完善推动新质生产力跃升的制度基础;强化区域差异化战略,引导实现新质生产力区域协同式发展;构建融合型产业体系,促进“新”"质”维度双轮驱动。
摘要:创新驱动是国家高新区实现高质量建设目标和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动力,国家高新区创新发展的价值意蕴、实施进路与实践成效已成为学界普遍关注的热点议题。在对CNKI和WoS数据库中有关国家高新区创新发展的期刊文献进行筛选整理后,运用CiteSpace文献计量软件,对国内外该领域的学术图景、演进动态和热点论题开展可视化分析,并构建了反映整体研究模块关系的理论框架。研究发现:该领域研究热度持续上升,核心作者和研究团队渐趋稳定;高发文量机构的学科属性和地域特征鲜明,但国内外研究机构的合作广度和联系强度存在差异;研究前沿热点随时间推移不断更选,兼具政策导向性和阶段性特征;创新系统建设成效和产业集群发展模式是普遍关注的焦点,但国内外研究的倾向性存在层级差异。同时,未来研究呈现从增量布局转向协同发展、从路径依赖转向路径创造、从综合评价转向多维监控的三重转换特征。
摘要:近年来,中国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研发投入和人员规模位居世界前列,但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率仍处于较低水平。以新制度经济学为理论基础,构建包含产权制度、竞争机制、激励相容、制度协作及制度环境等5个维度在内的分析框架,突破单一视角分析的局限,系统比较中美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中美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的差异主要源于两国战略导向、基础制度环境、政府角色定位、创新生态系统、历史文化因素及所处发展阶段等的不同。为有效提高我国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率,研究建议:修订相关法律,明确产权归属并简化审批流程;推行负面清单管理,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提高科研人员收益分配比例,完善免责机制;设立跨部门协调机构,深化产学研合作;完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培育技术市场和中介服务体系,优化创新生态环境。
摘要:科技创新策源能力能够反映国家科技创新的内在潜力,是综合国力竞争的硬核底气。省域发展是国家战略实施的重要支撑,探究省域科技治理与科技创新策源能力的匹配关系对于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实施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具有重大意义。基于试探性治理理论,运用fsQCA方法,探讨省域多元治理利基对科技创新策源能力、“策"能力、“源"能力提升的联动效应。结果表明:存在“知识—资源型”“资源主导型”“综合驱动型”和“资源—环境型”等4类提升省域科技创新策源能力的组态路径;引致高策源能力与非高策源能力的组态结果呈现因果非对称的“殊途同归”关系;载体建设对于科技创新策源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引致高“源"能力与高创新策源能力的组态路径具有较高的相似度;引致高"策"能力的组态路径维度需求更广。研究结果为准确把握省域科技创新策源能力发展现状、因地制宜选择治理利基组合、形成差异化省域科技创新生态提供了理论参考。
摘要: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和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凸显,新创企业亟须借助外部知识实现颠覆性创新。从双元组合视角,基于235家新创企业数据,运用分层回归分析方法,探讨新创企业跨界搜寻(市场知识与技术知识的广度和深度)对低端市场与新市场颠覆性创新的差异化影响,并揭示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技术知识跨界搜寻的广度和深度对两类颠覆性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效应,市场知识跨界搜寻的深度对两类颠覆性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效应,而市场知识跨界搜寻的广度仅驱动新市场颠覆性创新;双元组合策略因知识整合的复杂性而表现出差异性,单一广度策略和单一深度策略对两类颠覆性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效应,混合策略削弱了两类颠覆性创新效果,但制度环境正向强化了混合策略对两类颠覆性创新的影响;制度环境在双元组合策略与两类颠覆性创新间的调节效应均显著,但在市场知识跨界搜寻广度与两类颠覆性创新之间的调节效应均不显著,而在技术知识跨界搜寻与两类颠覆性创新之间的正向调节效应均显著。结论揭示了混合组合策略的整合悖论,即知识广度与深度在并行时会因整合成本与认知冲突而相互制约,从而削弱创新绩效。基于此,为新创企业在不同制度环境下制定跨界搜寻策略、协调跨界搜寻广度与深度的关系以及高效利用外部知识资源提供了实践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