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理论,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精华,借鉴了世界现代化理论合理性因素。中国共产党在回应与解答中国式现代化相关问题中生成的中国式现代化“内涵要义论”、中国式现代化“重大意义论”、中国式现代化“目标规划论”、中国式现代化“原则方法论”,同声相应、同频共振,共同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主要内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创新,实现了对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理论的精彩续写,完成了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完美超越,为世界现代化理论宝库注入了新鲜血液。
摘要:优化营商环境是提升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制度保障,对促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基于2017—2021年城市营商环境数据与民营企业微观数据的匹配样本,系统考察营商环境对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营商环境对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优化营商环境能够通过激励企业技术创新、保障企业稳定经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来推动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营商环境的促进作用在非一线城市、实体性行业、大型企业和低研发型企业中更为显著。因此,要提升政策适配性,着力优化法治和融资环境,探索以营商环境助推民营企业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途径,最终实现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摘要:政府绿色采购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为企业ESG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基于政府采购合同数据,通过文本分析法识别出绿色采购合同,进一步匹配2015—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政府绿色采购合同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绿色采购显著提升了企业ESG表现,其影响路径包括中断采购威胁、促进绿色创新和强化外部关注。异质性分析表明,本地政府绿色采购和中央政府绿色采购对企业ESG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政府绿色采购在非国有企业、中小企业以及环境规制较强地区的企业中的ESG激励效应更为显著。因此,要制定差异化的绿色采购政策,进一步优化政府绿色采购制度,以精准有力地引导不同类型企业的ESG实践。
摘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这一重要部署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国际传播体系建设的目标实现了从“能力”到“效力”的重大跃升。相较于单纯的能力积累,“更有效力”突出强调国际传播的效率、效益与效能,为推动我国国际传播工作从注重传播能力到强化传播效能的变革提供了根本遵循。当前,我国国际传播体系的效力提升主要受到舆论格局“西强东弱”、理论范式“自主缺位”、表达方式“单向刻板”的掣肘,这三大瓶颈直接导致中国声音在国际传播中说服力遭消解、引领力受制约、感召力被弱化。对此,需精准施策、靶向突破,通过话语体系、知识体系、叙事体系的协同构建,实现国际传播从能力建设到效力释放的关键跨越。
摘要:在乡村治理的示范创建活动中,地方政府基于任务压力和成本效益的综合考量,更可能将那些产业发展、自然票赋、地理区位、政治基础和生态环境等条件较好的村庄作为典型村。政府部门、市场主体会集中投入大量资金并以项目的形式重点支持典型村建设,由此形成了所谓的“择优发展”路径。“择优发展”会导致乡村治理中的外显型不均衡和内隐型不均衡,二者分别表现为典型村与非典型村在资金分配、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机会,以及村民可持续生产意识、村干部能力、村民公共文化活动参与状况等方面的明显差距。从深层次看,这种不均衡发展格局是由特殊型和封闭型的政策选择造成的,并因资源导向型和不可持续型的政策执行而得以强化,因绩效型和断裂型的政策推广而得以固化。要从根本上解决“择优发展”所导致的发展不均衡问题,必须深入乡村治理的现实场域进行检视和考量,在调整和优化“择优发展”政策过程上下功夫,不断进行政策工具创新。
摘要:自媒体的崛起重塑了信息传播和互动的格局,加剧了青年价值观塑造过程中“自我赋权”与“他者意识”之间的张力。数智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扩展了青年在“自我赋权”与“他者意识”方面的成长空间。然而,因算法推荐导致的信息茧房、虚拟社交壁垒、自我话语膨胀等问题,削弱了青年对“他者意识”的认同,导致青年在价值观塑造中陷入认知异化、行为失范与价值解构的困境。深入分析自媒体的传播特性,并从优化算法、教育引导、主体自省、治理机制等方面着手,营造健康、积极的自媒体环境,实现“自我赋权”与“他者意识”之间的动态平衡,是新时代青年价值观塑造的可为路径。
摘要:随着资本主义的空间扩张从地理空间转移到了数字空间,元宇宙作为一种新的空间形态得以崛起,元宇宙无产阶级也成为元宇宙空间中的主体。元宇宙无产阶级伴随着技术范式中的元宇宙转向,开启了数字空间中的元宇宙劳动,也遭受了数字资本中的元宇宙盘剥。具体来说,元宇宙无产阶级分为三种类型,即用户型无产阶级、技术型无产阶级、感知型无产阶级,他们在元宇宙中进行着虚拟劳动。同时,元宇宙无产阶级也面临着现实困境,由平台霸权、数据殖民、算法权力所形塑的资本主义数字装置矩阵,对元宇宙无产阶级进行了真实剥削,导致无产阶级在元宇宙架构的黑匣子算法中迷失自我,受到数字化世界的监控与吞噬。因此,要想实现元宇宙无产阶级的同质性团结,就要建立基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智能共同体、主体共同体、社会共同体,以此激发元宇宙无产阶级的解放潜能,缔造一个更加人性、自由、解放的数字社会。
摘要:战国时期诸侯纷纷称王,孟子对此没有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而是主张“保民而王”,靠德性、仁政的力量称王天下,实现统一。孟子认为,历史经历了从“三王”到“五霸”,再到“今之诸侯”的发展,这是历史的倒退,是仁义价值原则的丧失。未来历史的发展则是要超越霸道,回归王道,在仁义的价值原则上重建政治秩序。王道的本质在于顺应民意、贏得民心。孟子重视人民的力量,认为任何统治者只有行仁政、王道,维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才具有合法性,才有资格和可能统一天下,这种人道主义思想无疑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但是由于走了“得君行道”的道路,孟子把希望寄托在“今之诸侯”上,对如何获得民心、民意的支持则缺乏深入思考,致使王道理想被架在空中,无法真正落实。现实王道政治的实现必须由王转向民,只有依托民众政治意识的普遍觉醒,王道才有真正实现的可能。
摘要:20世纪末兴起的后人文主义(posthumanism)哲学思潮,通过解构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认知范式与技术时代的人一非人二元对立,挑战了人文主义的传统哲学,为语言哲学的范式革新奠定了基础。后人文主义语言哲学对以索绪尔结构主义、乔姆斯基生成主义及维果茨基社会文化理论为代表的人类中心主义语言观发起本体论层面的反思,倡导去人类中心化的分布式语言观。基于此哲学立场,后人文主义语言学将语言研究的范畴拓展至非人类实体,聚焦“语言与自然”“语言与物”“语言与科技”三大核心议题。后人文主义语言哲学运用“集合”“纠缠”和“能动性”等核心概念,深入阐释人类、语言与非人类实体在意义生成过程中的协同共生关系,从而为探索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语言学和哲学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学理支撑,并为技术时代的语言哲学革新提供了突破性的理论框架。
摘要:关于周氏“兄弟失和”问题的探讨,总体来说都是在实体性因果决定论思维模式中展开,种种为鲁迅的“辩护”不仅没有摆脱周作人倒果为因的话语陷阱,反而牢牢地把鲁迅钉在了被告的位置上。而从“广义文本论”的角度出发,将鲁迅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的反常举动也当作一种文本来看待,承认文本未必能够完整而准确地表达了作者的意思,而读者也未必能完整而准确地理解文本,还原“作者的意图”的话,在整个的“兄弟失和”事件当中,真正需要辩护,而且事实上也一直在不断“自我辩护”的,不是鲁迅,而是周作人。鲁迅“私德有亏”之类的臆测,根本站不住脚,不值一驳。
摘要:孔乙己是鲁迅在小说《孔乙己》中塑造的典型人物,五四时期《孔乙己》作为新文学的典范而被选入中学国语教科书,在“为人生”的人道主义话语中孔乙已被当作旧时代乡镇落魄文人典型,极具乡土性与国民性色彩;1970年代“教育革命”中孔乙己则成为饱受孔孟之道茶毒的知识分子典型,藉此批判封建文化与科举制度;新时期以后孔乙己被视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知识分子以其作为反观自身精神、心理、性格的文化一精神典型,具有强烈的现实关切与文化反思色彩。
摘要:阅兵仪式作为一种典型的政治仪式,由时空、人员、器物等要素构成,具有周期性、规范性、庄重性、主题性、教育性等特征,承载着彰显国家意志、检阅胜战能力、调动政治情感、捍卫公平正义的功能。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天安门广场已举行17次阅兵,主题形式、力量布局、装备建设等都在不断发展变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阅兵仪式突出巩固政权,逐步从单一军种向诸军兵种合成转型。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阅兵仪式突出创新发展,军队机械化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新时代的阅兵仪式突出全力攻坚,人民军队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迈出坚实步伐。历次阅兵仪式,既展现我军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能力,也向世界传递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
摘要:武周时期承上启下于“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之间,因政局显著演进而成为唐代历史乃至中国历史上的重要转型期。武周政权通过契丹平叛,整合多方力量形成跨族群军事协作模式;在《臣轨》重构政治伦理实现边疆族群身份转换的基础上,天枢工程融合胡汉符号、铭刻四夷酋长姓名等信息,构建了新的华夷共尊的政治叙事。武周政权在胡汉张力中探索新型统治模式的制度创新实践,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强化作用。
摘要:人类的发展需要和平的环境,而和平的国际环境只能由具有现代性的文明国际关系准则来维系。人类曾在丛林法则下遭受了无穷无尽的灾难。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创建国际联盟及有史以来相对完备的文明国际规则,但日本等国无视这一文明规则,很快发动了侵华战争并逐步演化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为维护文明国际关系准则,并为战后重建更完备的国际文明法则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维护和促成国际文明新秩序进一步成为现实,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国际秩序的文明进步作出了创造性贡献。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同志深刻总结世界近代历史经验,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战略思想,为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一理念超越了零和博弈、冷战思维与霸权逻辑,倡导各国以对话弥合分歧、以合作取代对抗,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根植于中华文明深厚土壤,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和共同体思想,实现了对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全方位、开创性的重大突破,对国际关系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成为引领新时代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旗帜。
摘要:2024年施行的新《公司法》第191条首次将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创设为一般条款,新规范契合我国加强债权人利益保护的发展要求。但新规范对董事责任构成要件与责任形态等缺乏明确的适用指引,易造成董事权责失衡,妨碍董事经营自由权的行使。基于公司、董事和第三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应明确《公司法》第191条的适用边界,在司法适用中合理限缩董事对第三人责任构成要件和责任形态,使新条款在保护第三人利益的同时,更好维护董事履职的积极性,进而推动公司治理体系的良性运行。
摘要:面对民事一审独任制的扩张适用在法规范、法实践与法理论层面存在的困局,合议制的现实减魅、独任制的优势彰显、程序保障原理的基本要求在肯定民事一审独任制合理扩张适用具有正当性的同时,明确现阶段不宜继续强调独任制的扩张适用,而需在程序保障原理下探寻应对独任制扩张适用困局的合理纾解之策,包括明晰一审普通程序独任制的适用标准、保障一审独任审普通程序的规范性、优化审判组织转换机制、优化配套保障和监督制度,以全面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满足当事人多样化的司法需求。
摘要:随着国家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力度的不断增强,在刑事证据认定过程中也呈现出与传统证据印证方式不同的异化现象。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涉案证据与传统证据类型不同,前者往往是以电子数据信息为主要载体,电子数据信息的高度技术性、算法的不可解释性以及证据证明标准体系的不完整,使得司法裁判人员在司法实践中准确判断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电子证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难度大大增加。目前我国关于电子证据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完善,尤其是在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涉案证据的取得、审查、证据规则适配等三个维度存在较大的实践问题,因此应从电子取证技术、证明标准体系、证据规则等维度入手,通过选代升级技术应用能力、优化重构证明标准体系、构建分级分层证据规则优化路径三个层面,为破解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证据证明难题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