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叙述是以一种“断裂动力学”的方式展开的。“五四”新文学以批判传统为旗帜,随即又有“死去了的阿Q时代”;现代文学之后,又要建构更高的“当代文学”;1980年代进入“新时期文学”,1990年代起又宣告“断裂”“后新时期”“新文学终结”。不过,就在我立下以现当代文学研究为业的志向并完成本硕博学业的2010年代前后,大量从“连续”而非“断裂”的角度来理解20世纪中国的方式集
一 “书卷多情似故人”是明朝于谦的一句诗。书籍与故人相提并论,令人联想的是久远的情谊与默契。在《藏书癖与一本书主义》这篇随笔之中,我庸俗地将书籍与钱财相提并论。这仿佛削弱了书籍的神圣程度,同时又显示了书籍的重要程度。没有多少人真正认为,钱财是一些无足轻重的玩意儿,可以不屑一顾。尽管钱财与书籍的谱系迥然相异,但是,二者存在若干有趣的相似之处。首先,一文不名与目不识丁都是一件糟糕的事情;其次,没有理
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阅读史的研究渐趋热络。王余光主编的《中国阅读通史》的出版,标志着中国阅读史的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①。报刊上各种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论文层出不穷,阅读史研究可谓方兴未艾,势头喜人②。 然而,目前的阅读史研究仍存在显著缺憾,其中之一便是对阅读类型缺乏分梳。识字是阅读的基础,罗友枝(Evelyn S. Rawski)将中国古代的识字能力划分为一般性识字(convention
“我们只要浑身放松,让脊梁骨来指挥。虽然读书时用的是头脑,可真正领略艺术带来的欣悦的部位却在两块肩胛骨之间。可以相当肯定地说,那背脊的微微震颤是人类发展纯艺术、纯科学的过程中所达到的最高的情感宣泄形式。让我们崇拜自己的脊椎和脊椎的兴奋吧。”①纳博科夫如是说。他是作家,更是极好的文学读者,有自己独特的体验。纳博科夫甚至批评不会感受脊背的人“对货真价实的文学之美麻木不仁,感受不到任何震动,从未尝到过肩
阅读史研究,自1980年代在欧美学界掀起热潮后影响力迅速扩散,中文学界研究大致从1990年代起步,从历史学者的积极倡导与身体力行,到最近十年表现为文学研究者——尤其是现代文学专业的年轻学者——带着自己特有的问题意识参与其中,大量高水平的研究论著纷纷涌现。稍显遗憾的是,由于不同专业之间壁垒的存在,跨学科交流并不突出,譬如,对中文阅读史研究进行总结的工作多是由历史或图情领域的研究者承担,不多的几篇由文
从198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主题可被分为三个阶段:1980年代的主题是追求现代性;19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主题是反思现代性;此后,在反思单一模式的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上,逐渐生成了探讨中国独特现代性的思想议题。关于这三个阶段的转变,基本上已是共识。然而,如何理解第一个阶段与后两个阶段的关系?这究竟是一次突转,还是有着内在逻辑的延续?在这三个阶段中,中国思想文化界涌现出大量与“现代”有关的关键
一 尽管“20世纪中国文学”的范畴是由北京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钱理群、陈平原和黄子平三位先生较早提出的,但在学科建制方面,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却至今仍分为两个教研室,在当今中国高校差不多是绝无仅有,也由此在现代和当代之间隐约横亘了一道学科壁垒,各自的研究也较少越界和跨界。隶属当代文学教研室的贺桂梅教授当年的《转折的年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以下简称《转折的年代》)①
差不多十年前,2016年夏天,我和其他几位同事编辑新一期《现代中文学刊》(以下简称“学刊”),读到了罗雅琳的来稿《新颖的刘慈欣文学:科幻与第三世界经验》。刘慈欣获得雨果奖后,学刊一直想组织相关研究专辑,这篇来稿恰逢其时。罗雅琳在文章开篇,精准地指出刘慈欣大热的历史根源:“它反映出科学已经如此深入日常经验之中,塑造着人们感知现实和想象未来的方式。”①同时,罗雅琳又意识到,刘慈欣的科幻想象又被历史经验
从历史上讲,近代以来的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没有一次像1937年到1945年全面抗日战争对中国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在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我们对这种巨大影响意义的认识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升华。今天,纪念很重要,但是把这个战争熔铸在我们民族的血液里,贯通到我们民族的精神里,更加重要。从文学上讲,全面抗战直接影响整个中国社会、历史、文化乃至文学的根本走向,自然也影响
抗日战争,特指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开始到1945年9月3日中国胜利为结束的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这场战争以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者为局部抗战阶段,后者为全面抗战阶段。 所谓全面抗战,亦可理解为全面战争。毛泽东说:“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①蒋介石庐山谈话也提到“地无
如果从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以卢沟桥事变为标志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开始,抗战文艺已有88年历史。如果视线前移,从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向东北全境进犯,1932年2月,东北沦陷,东北文艺家开始进行文艺抗战算起,抗战文艺已有93年历史。如果继续视线前移,从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引发许多进步士人关注、焦虑,撰写诗文,感时忧国、抒发忧愤算起,则抗战文艺历史更长①。可
一、中国“现代”文学何时“开端”?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从目前通用的来看,一般都把1917年《新青年》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与1919年的“五四”运动作为“现代”之始。这一分期长期沿用,但也有例外,如2007年出版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把梁启超提倡的“诗界革命”及其《举国皆我敌》一诗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首诗”①,意味着中国现代文学始自20世纪初。这
1895年,周瘦鹃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小职员家庭。1968年,“四人帮”主将之一的张春桥指名污蔑他是一个“无聊的家伙”①,随即遭到狂风暴雨般的批判,不久投井自杀,享年73岁。 1925年,他在为自己主编的《紫罗兰》半月刊所写的编辑理念时说:“本刊特约海内名小说家数十人担任撰述,不论长文短篇,俱为杰作。每期有特载,刊在卷首,短篇小说至少在五篇以上。凡无聊之作,概从屏弃。”②这种对于文学性的严肃要求,以
署名“泣红”的“法兰西情剧”《爱之花》1911年11月开始连载于《小说月报》第2年第9期,至1912年2月第12期,共刊载了四期,为八幕剧。从清末到民初,这部剧作可谓是一部“跨时代”的作品,作者“泣红”即现代著名文学家周瘦鹃(1895—1968)。《爱之花》是周瘦鹃创作的第一篇作品。 周瘦鹃出身贫寒,据他回忆,当年16岁,正在上海民立中学念书。一天把母亲给的点心钱“买了一本革命党同盟会在日本东京
《申报》与《新闻报》《时报》并称当时上海三大报纸,在上海市民中的影响极大。当时一般的市民不大关心时政,却喜爱读副刊,好休闲娱乐版面,因此这些报纸非常“注重副刊,以迎合读者”,“靠着副刊的号召和吸引力”为重要支持,《申报》创造了“号称日销十五万份”的优异成绩,“附刊(当时将‘副刊’又称‘附刊’——引者注)编辑的地位因而日益提高,外界往往不知道报纸的总主笔为谁,而附刊编辑却成为家喻户晓的著名人士。这时
一 麦家那些风生水起的“谍战小说”潜藏着叙述者的“英雄”气概。读那些小说,我一直诧异麦家进入写作状态后的坚硬。日常生活中的麦家是文弱的(我没有想到更贴切的词),他的倔强常常体现在对某种状态或生活的疏离。当麦家由《人生海海》转向故乡后,我们不仅对麦家文本世界的复杂性,也对麦家作为写作者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尽管作为叙述者的“我”不等于作家自身,但我寻思麦家在构思《人间信》时是痛下了狠心的,他残
一 读罢《人间信》,正是子时,明月在天,夜凉如水,山风过处,数株白杨哗哗作响一如嘈杂人声。天籁、地籁类乎人籁,此声过耳,或正应了作为“结尾”的“众声”二字的笔意:众声者,众声喧哗也!但《人间信》并非复调小说,描绘不同人物,多种“声音”的交往、对话甚或辩难非其用心。故而“众声”一节,有“实写”,如简述奶奶后事——作者虽反复申明“沉默”的精神意涵,终究还是形诸文字,落于言诠,却有“说”中的“不说”(
暌违五年,麦家推出新作《人间信》。该书是麦家进行中的“故乡三部曲”的第二部。就字面意思来看,麦家似有意表达:人间纵有起落,但毕竟自有持存之道,周而复始之下,一切仍将复归正轨。“信”无疑是小说的题眼所在。但“人间”二字同样不容小觑。至少我们不难想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以及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人间情境”(human condition)。“人间”指代的不仅是那个囫囵宽泛的世
一、何处是南方? 唐诗人:杨老师好,“新南方写作”相关讨论已持续多年了,似乎到了一个总结性时刻。当下又出现了“新浙派”等,地方性写作成为一大热潮。您是“新南方写作”“新北京作家群”“新浙派”等诸多地方写作话题背后的重要推手。我想就这些年学界围绕“新南方写作”等地方写作相关的诸多疑惑梳理出来,请您做一些回应。第一个问题,您觉得当前的地方写作热,与历史上的“寻根文学”等相比较的话,最重要的区别或者说
《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发表了杨庆祥《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一文,在那篇文章中,“新南方写作”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被正式提出。此后,《南方文坛》设立专栏,集中探讨;《韩山师范学院学报》《文艺报》《广州文艺》《青年文学》《天涯》等报刊都热情参与,踵事增华。经过三年多研讨,“新南方写作”的轮廓渐次清晰,理论阐释力也得到了文学界和学术界的广泛认可。本文拟就这一概念对文化建设、文学创作、
一 “新南方写作”成为一个话题之后,我出去开会,最常碰到两类问题,其一来自研究生:论文想以“新南方”为题,问可否及该如何?其二来自同行,语气温和,略含讥诮:你认为“新南方写作”的地理边界在哪里?以及,这个概念有自洽性吗?自然,我是答不出来的。既答不出该如何去做“新南方写作”的研究,也答不出它的“地理边界”。但我并不打算认同某些同行的结论:“新南方”就是一个伪概念。我是“新南方写作”讨论较早的参与
“新南方写作”是近年来的学术热点话题,众多批评家对其概念、风格、价值取向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这些论述使该思潮声势日壮,并开启了文学地方化的新时代。“新南方写作”的兴盛不仅得力于评论家的理论支持,还有学术期刊的大力支持,《青年作家》《广州文艺》《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等期刊相继开设专栏,这些为“新南方写作”特意开辟的讨论阵地使该思潮收获了文坛的关注,也使“新南方”在反复的阐释中获得并强化了自身在文
曹禺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最伟大的剧作家之一。他时刻关注着世界戏剧发展潮流,并不断从前辈的创作中汲取着营养,并借以创造出隶属自己的独特剧作。他近乎以一己之力,将中国话剧剧本的“文学性”“剧场性”提高到了有能力和世界戏剧文学对话的高度。他曾经不止一次地承认这种影响的存在:《雷雨》的“序幕”和“尾声”“仿佛有希腊悲剧Chorus一部分的功能,导引观众的情绪入于更宽阔的沉思的海”①。“我记起几年前着了迷,沉
在现代中国戏剧文学领域,曹禺的地位不容撼动。从《雷雨》问世起,曹禺不断获得盛赞;同时,他也不缺少评论者的批评和质疑。有论者认为曹禺在创作上太迁就观众,容易受社会潮流所左右,这使他的剧作在“悲剧性”上大打折扣。有人指出,曹禺创作史不无“高开低走”的意味。甚至曹禺的为人处世也遭人质疑,被指有“演戏”之嫌。到了他负有盛名的晚年,人们又多了胆小畏缩、才思枯竭或者疲于事务等各种惋惜。曹禺早期写作洋溢着“妇人
笔者搜集曹禺剧作于国外演出的相关资料时,通过不同渠道获得日本话剧导演内山鹑致曹禺的信札两份。二者是分别用日文与中文书写的同一信件,笔迹、内容相同,可以互相印证,内容涉及1981年《日出》在日本公演前的计划变动,属于该文学事件中第一手的现场资料,对于《曹禺全集》的勘误、研究曹禺戏剧的海外传播以及内山家族之于中日文艺交流的特殊角色,有所裨益。兹将信札内容转录: 日文信札使用日本和纸书写,内容如下:
曹禺生前共完成改译剧与原创剧各十部,编译和创作共同构成曹禺话剧生涯的两个重要面向。长期以来,学界在对待曹禺作品的文化归属问题上囿于单向度的阐释路径,或片面强调西方戏剧模式的移植与影响,将曹禺话剧的现代性简化为对西方剧作家的模仿谱系,或过度凸显传统文化元素的隐性传承;前者在某种程度上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逻辑,后者以文化保守主义姿态消解了现代话剧的革新特质,同时二者或多或少遮蔽了曹禺剧作的原创性。鉴
2024年11月,莫言演讲集《不被大风吹倒》出版。书名源自2022年“五四”青年节前夕,莫言应“哔哩哔哩”(以下简称“B站”)之邀,制作并发布的同名短视频《不被大风吹倒——致年轻朋友》(以下简称《不被大风吹倒》)。莫言以此作为演讲集的书名,可见其重视程度。《不被大风吹倒》确实取得了不错的演讲效果,得到了网友的深切共鸣和热情回应,截至2024年11月30日,该视频在B站播放543.5万次,获得729
自1997年至今,东西一共发表了四部长篇小说①。对东西而言,十年一部的节奏能够让一部小说充分生长。从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的中篇《没有语言的生活》到长篇首作《耳光响亮》,再到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回响》,其小说命名均展现出作家对感官经验,尤其是对引起听觉感知的声音的垂青。东西的声音兴趣并非单纯停留在对自然之声的刻画描摹,而是渗透在小说的主题、人物、语言和结构等多个层面。东西的写作中,无论是风物书写
阿Q自1921年从《阿Q正传》中出场后,至今已有100余年历史。如同哈姆雷特、堂吉诃德这些世界经典文学形象一样,阿Q形象在一个世纪经典化的历程中,早已超出了单一的文学层面,而成为凝聚了民族文化、政治、思想内涵的超级符号。正如林毓生所言:“‘阿Q’已成为中国现代思想中能界定意义的一个范畴,一个‘五四’时期以及后来很多中国人经常以此表述中国人传统本性的形象。‘阿Q主义’,‘阿Q逻辑’和‘一幅阿Q像’等
在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历史语境下,新乡土小说着眼于乡土社会的结构性转变与自我生长,“在主体性、实践性、发展性与时代性四个层面,建构起了自身的艺术理念和意义系统,并且不断生产出迥异于既往乡土小说的沿革诉求、主体建构、话语伦理和价值谱系”①。“乡土”的人事虽然仍是小说的表现主体,但作家往往表露出探讨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性方案的野心。正如王尧所说“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价值冲突在乡土中国表现得非常激烈,需要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