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总钥匙”。“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基本立场、主要观点和根本方法的重要体现,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理论创新和时代表达。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系统地回答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根本方向、基本原则、主要内容和方法途径等根本问题,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中“六个必须坚持”的理论结晶。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不断提高文化强国建设的能力和水平,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的文化建设的新发展新突破,必须自觉践行“六个必须坚持”。
摘要:作为赓续中华文脉、凝聚民族情感、彰显时代特质的独特标识,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其精神蕴涵与表现范式在新时代绽开全新文化景观。同时,龙图腾涵括多元丰富的文化基因、自强不息的奋进力量,在构建国家形象和建设文化强国层面价值突出,且关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问题。为此,要融通中外叙事范式、坚守人民本位的价值取向,深度挖掘龙图腾所承载的人类共通价值,助力讲好中国龙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精彩故事,为中国故事的多元书写增添优秀样本。
摘要:“希望叙事”具有振奋人心、激发斗志的话语功能,深刻内嵌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征程之中,其理论逻辑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从历史图景来看,历经革命战争年代的信念塑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理想构筑、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愿景描绘以及新时代的民族复兴愿景凝练,“希望叙事”呈现出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统一的特征。新时代的“希望叙事”,需要继续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守正创新的实践指向,为进一步优化党的叙事体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提供有力支撑。
摘要: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历经了百余年的探索,其间经历了三次转向,从“以西释中”“以马释中”转向到如今多维度的“自已写”与“写自己”。如果说前两次转向标志着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从萌芽到自觉的转变,那么第三次转向则标志着中国哲学方法论开始向独立自主的方向发展。这种独立自主的方法论特色主要表现在多元动态的“传统”观、“弱势”的经典诠释、挺立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强调中西哲学的对话性、保持中国哲学的完整性等方面,比较精准地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哲学史自主话语体系如何构建、中国哲学史如何书写等问题,可以看作是对“以西释中”的修正,亦可看作是对“以中释中”的新突破。
摘要: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大别山精神、抗洪精神、抗疫精神“三大精神”是其中重要构成。荆楚腹地、红色沃土的湖北是孕育大别山精神、抗洪精神、抗疫精神的英雄之地。“三大精神”集中体现了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旨和优良作风,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险、团结奋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也是湖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深刻参与中国革命、改革与奋进新时代的生动写照和精神凝结。“三大精神”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体现出跨越时空的精神接力,既各自独立,又一脉相承、同向所指,回应着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之源头、嵌牢其链条、丰富其源流、拓宽其场域。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把握“三大精神”的时代价值,让“三大精神”在荆楚大地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摘要:在政治语境中,话语形塑是政党争取合法性、动员群众、维护统治的重要策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话语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的重要政治话语,经历了复杂的形塑演进过程。在抗战目标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话语经历了“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演进;在抗战主体上,经历了“人民阵线”到“民族阵线”的嬉变;在抗战组织上,经历了“联合战线”到“统一战线”的更迭。一系列话语转变背后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对中国矛盾进行正确分析,并根据国际国内形势不断调整的结果,体现了话语形塑的灵活性、实践性和人民性特点。
摘要:抗战时期海外记者对延安的报道,成功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正面国际形象。学界对这些报道的研究,多将其视为突破新闻封锁的宣传案例,或聚焦于妇女解放的单一议题,而较少关注记者们独特的观察视角及其叙事建构的内在逻辑。以斯诺、史沫特莱等人的报道为中心,可以发现其叙事焦点并非孤立的妇女解放,而是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深层社会改造。通过将经济自立、婚姻改良与家庭民主三个层面有机结合,记者们构建了一套关于小生产者家庭在革命中获得新生的现代化叙事。这一叙事将中国本土的社会改造实践,成功转化为西方受众能够理解并产生共情的“延安故事”,从而在国际舆论场中塑造了中国共产党务实、进步的形象。
摘要:违法性认识争议的焦点在于存在错误时是否可以作为故意犯处罚。根据我国《刑法》第14条规定,违法性认识不应归入故意的认识范畴内。故意的意义认知在于行为对某种利益或价值造成损害或威胁,违法性认识应是对违反刑法规范的形式性认知,违法性认识具有独立地位。但是,不同于自然犯,行政犯存在行政法规与刑法规范双重违法的特殊构造,在不能认识到前者时也无法产生对后者的认识。以往的责任说将二者混同为违法性认识一并模糊处理,受到故意说的批判,影响了实践效果的发挥。应当认为,在行政法规决定行为不法意义的情况下,行政法规认识错误属于构成要件认识错误,阻却故意;仅没有认识到行为的刑法禁止性的,属于违法性认识错误,可能影响责任。在我国实务多采取四要件理论的背景下,经改造的责任说可以在刑事责任的框架下发挥作用,通过相应免除或减轻刑事处罚,适用行政处罚,实现行政犯的行刑反向衔接处理,避免过度入罪。
摘要: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可以探赜性地凝结为多个方面的辩证要略:思想解放与理论创新相统一;坚持守正与大胆改革相呼应;集中决策与发扬民主相贯通;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交互;系统集成与总体协同相联动;深化改革与全面开放相促进;改革破难与坚毅攻坚相聚力;改革思维与哲学智慧相确证。这些辩证要略体现了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方法论的深邃意涵及其思维逻辑。研究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要略,对于当下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与探索,具有重要的引领价值和指导意义。
摘要:茶会是中国古代文人雅集活动的一种媒介和载体,经过文人叙事而发展成为文化的公共空间,在组织公共话语、传播知识、教化公众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现代中国的茶会传承了中国传统茶文化的根脉,又融入西方沙龙文化、茶文化的枝叶,具有华洋兼容的跨文化样态,承载了演说宣讲、聚谈议事、行帮组织、社交联谊、国民启蒙等公共空间的功能。20世纪20年代以降,文艺茶会的涌现既是文人基于茶的特性、茶会形式的多样性等做出的选择,也是现代文人开拓言论空间、结成共同体的表征。文艺茶话会等社团的出现意味着茶会这一聚谈形式在文艺同人结社、文艺公共领域建构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的建构需要理清研究对象 、撰文指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在于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世界化,继续加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学理化阐释与体系化建构,进而掌握解释21世纪世界的理论话语权。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建构来讲,首先要理清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研究对象是指,理论在解析典型样本时所面对和解答的根本问题。19世纪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经典马克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勇担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2025年4月25日,马克思主义研究所联合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武汉举办“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人的现代化”理论对话会,会议由党组成员、副院长邓为主持。党组书记徐艳国在致辞中指出,自建院以来,一直高度重视党的创新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新时代背景下,积极贯彻党中央精神,实施“习近平文化思想协同研究工程”,充分整合院内优势资源,联合全国高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