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今中国史学界,区域国别史研究方兴未艾,其中美国史研究更是在诸多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继往开来,守正创新。为了更好地推动我国美国史的研究与教学,本刊特别策划了此组笔谈,围绕美国史研究的新方法与新动向展开讨论,旨在总结美国史教学与研究的成果,探索当下美国史研究的主要问题和发展方向。近20年来,国内的美国史研究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每年问世的论著数量和质量都可圈可点,唯独美国通史的编纂默默无闻,
吴于廑先生曾说,“历史学应当在不断的专门研究和不断的综合考察中前进”,此二者相辅相成,“没有专精,即使为一个细目作理论概括都会有困难,更不论作广泛的合乎科学的综合。同样,不作综合,就不易确定一项专题细目在全局中的地位与意义,更不会由综合概括中发现某些专精的不足从而引发更专、更深人的研究”(吴于廑:《朗克史学一文后论》,《吴于魔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 349~35
2013年,笔者曾发表一篇梳理自改革开放至2012年中国美国移民史学研究的文章,分析了该领域的诸多成就和问题,尤其提到其中存在四个方面的不足:一是对二战前美国移民史的研究很不充分;二是集中于从美国的角度考察外来移民,以移民政策为研究重点;三是以宏观的总体研究为主,缺乏精深的专题研究和理论建构;四是同国内其他美国史分支领域横向对比,美国移民史发展相对缓慢(:《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的美国移民史研究》,《世
在传统的美国外交史研究中,美国国家(theAmericanstate)一直是学者关注的核心,美国外交史也被认为是美国国家历史的一个重要分支。无论是现实主义范式还是进步主义范式,都将美国国家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重视权力结构,聚焦“高端政治”,并从国际环境或国内社会寻找外交决策的动因。然而,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受全球化浪潮以及新社会史、新文化史的影响,历史研究整体出现了“去国家化”(denatio
[摘要]在秦代,民众被地著并系于县乡里体系下,其在乡里的密切联系可自然产生,而更大范围的县域联结则需徭役和官僚组织提供的场域。县内的徭役和官僚组织运作,使得民众进人县域联结网络。出县的服役、从军者在外界对照下意识到县的群体特质,并以县为单位服役而长期相处,形成相互联结,回县后主导、联结自身乡里社会。反复的徭役征发和官僚组织运作中的国家弥散性权力,修剪出与行政区划体系重合的民众联结网络。秦末以县为单位的起事形态,正是这一联结关系的展演。秦汉中国的村社“小结合体"形态一定程度上是由国家塑造的,同时民众也存在更大范围的移动与联结,这既是其自身生计、生活的要求,也是国家提供的契机。
[摘要]汉因秦弊,思想上批评秦朝统治,国家体制上又遵循秦制,而秦制是战国以来集权化的产物,即秦制、楚制或他国之制本质同一,故汉所承之制必当如此,此汉初建国理路之一。反秦与承秦之间,黄老学既弥补秦朝苛政的弊端,又将秦制较完整的继承,对社会治理发挥出良好的功效。其身国同治的理论适应汉初社会,完善汉初政治的顶层设计,此汉初建国理路之二。儒家孝道理论的建构和改造,注重基层民众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将伦理原则和公共原则合轨,致使专制统治深入基层,为帝制时代的稳定打造牢固的社会基础。其纠正黄老学注重顶层设计的偏失,又使儒家在汉初占有一席之地,此汉初建国理路之三。此后,百代皆行汉制。
[摘要]清廷对江广盐价的调控,遵循平衡财政、商利和民食的原则。不过,这一平衡原则并非均等和无差别,不同时期朝廷对财政、商利、民食三者的偏重程度各有不同,盐价调控政策也因之而有所变化。清前期,朝廷多次利用行政手段限制盐价,保障民食。到了清中期,朝廷不再限制盐价,而是保障盐价,优先维护商利和财政收入,并先后实行了在限价名义下实施保价和利用例价制度保障盐价的政策。然而,随着时间推移,盐价调控政策逐渐失败。其重要原因是,朝廷追求短期财政收入,轻视民食及其蕴含的市场能量,过度保价和提价,造成民众贪贱而买食私盐,官盐滞销,进而对淮盐市场和财政收人造成反噬。由此可见,朝廷对民食的轻视,不仅不符合儒家的济民理念,从市场和财政角度来看,也不是理性的选择。
[摘要]辛亥革命发生后,天津《大公报》对辛亥政局进行了深人观察与分析,对挽救时局提出应对之策,反映了北方非革命党报刊舆论对时局的认知。革命初发,天津《大公报》从清廷假立宪入手,对革命原因与本质进行深入分析,揭示假立宪与真革命之间的因果关系,最终判断此次革命为“人心革命”。基于此,该报反对清廷武力镇压,主张通过政治改良、实行真立宪以挽回人心。南北议和开始后,该报积极呼吁以君主立宪为基础,早日达成和谈。但最终,该报选择接受共和方案,这是一种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维护统一的大局意识。中华民国成立后,该报自觉担负起舆论监督之责任,为建设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建言献策,体现出一份负责任大报的责任与担当。
[摘要」20世纪20 年代,处在北京政府统治之下的天津新闻记者群体,虽然并未受到南方“革命"潮流的直接影响,但因北方政局变幻导致的职业环境持续恶化,让天津新闻界感受到巨大的执业压力和困境。为应对极度不确定的外在环境,筹建职业团体成为集体诉求。然而,由于政治立场和利益诉求难以调和,同业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并未因团体的组建而弱化,反而因其内部的相互攻计进一步加速了职业组织的解体。尽管如此,天津新闻记者联合会仍然具有重要且独特的历史意义,它不仅反映了这一时期新闻记者构建职业共同体的发展趋向,而且代表着中国新闻记者探索新发展道路的一种尝试,对于深化理解近代中国新闻记者集体行动的内在逻辑及其职业组织的现代转型均不无裨益。
[摘要]作为汉文化浸渍甚深的周边国家之一,越南历史上的帝王效仿中国古代帝王,长期实行建元年号制度。建元年号既是一种政治制度,也是一种文化现象。越南帝王建元年号制度正式起始于10世纪丁朝时期"太平"年号的使用,一直延续到1945年阮朝末代皇帝保大退位而终结。从建元年号文化、祥瑞文化和钱币文化视角可以对越南帝王实行的建元年号制度进行较为深入的考察,并从中发现越南帝王建元年号制度与中国帝王建元年号制度、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以及与中越关系的微妙联系。同时,建元与改元还包含着较为丰富的政治与外交、文化与思想内涵,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越南古代国家的民族文化及其个性特色,体现出其国家政治的独立性。
[摘要]俄国国家学派是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在俄国形成与发展的一个史学流派。索洛维约夫与克柳切夫斯基是国家学派的主要代表。国家是他们将俄国历史概念化的核心话语。他们同异并存地阐释国家观念,从地理因素、殖民史观、世界视野等维度解释俄国历史。两者历史分期观念的不同,折射了历史解释方式的差异。索洛维约夫将俄国史分为氏族制度和国家两个时期,强调政治活动作用,反对按时间线索进行分期。克柳切夫斯基按时间线索进行分期,从多种因素综合角度解释历史。两者从不同角度叙述了俄国史学史。这为他们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叙事方法或史学史支撑。从国家观念、历史分期、史学史书写方面将两者进行比较,有助于理解俄国国家学派史学的发展历程。
[摘要]近15年来,国际历史理论研究的主流趋向已从对学术性历史叙事的分析,转向对公众与过去之间更广泛、更多元的社会关系的探讨。在这一转向中,玛丽亚·格蕾弗教授阐发的“历史文化"概念,已成为学界无法回避的重要元历史范畴。作为当代荷兰最重要的女性历史学家之一,格蕾弗40余年的工作历程始终处于学术与公共领域之间,致力于弥合学术机构和体制与大众之间的距离。她首先回顾了女性历史、经济社会史、阐释学等领域对自身研究旨趣的影响。随后,她以历史文化为轴心概念,介绍了她在理论建构和学术实践方面的探索。此外,她还结合荷兰社会的当下讨论,谈及性别、殖民和种族等议题对历史教育的影响。近年来,格蕾弗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有争议的雕像问题。这不仅是当前历史理论的热点议题,也成为了文化遗产研究与记忆研究等领域的重要关切。在采访结尾,她进一步阐述了其研究项目的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
雍正朝是清代行政区划变动较为频繁的时期,尤其是直隶州的大量增设与调整,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代表性成果,参见真水康树:《雍正年间的直隶州政策》,《历史档案》1995年第3期,第 86~91 页;林涓:《清代统县政区的改革——以直隶州为中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4期,第 79~101 页;傅林祥:《清初直隶州的推广与行政层级的简化》,《历史档案》2010年第4期,第 57~66 页)。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