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共产党“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命题。围绕“何以可能”“为何必须”“价值根基”“辩证法根据”四个核心问题,从存在论、认识论、价值论和历史辩证法的维度进行追问,揭示这一命题蕴涵的深层逻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从存在论看,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基于自身阶级属性和“两个决裂”本质要求的存在方式,是其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动态生成过程;从认识论看,其体现了认识与实践的辩证运动,自我革命构成破除认识障碍、推动理论创新、提升主体能力的关键环节,社会革命则是自我革命的根本目的和检验其成效的实践标准;从价值论看,党的“无私性”是“两个革命”的共同价值根基,二者统一于改造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双向互动中,最终落脚到“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旨归;从历史辩证法看,其是历史规律必然性与政党主体能动性的统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批判的、革命的”本质,是党跳出“历史周期率”、引领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从哲学视域揭示“两个革命”作为同一历史实践内在环节的统一性,为深化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规律和建设规律的认识提供了新的理论视域。
摘要:学界倾向于将马克思的历史思想、唯物史观、历史叙事视为一种典型的元叙事或宏大叙事,这一传统的、主流的阐释有其理据,但是,仅以元叙事或宏大叙事来阐释马克思的历史思想、历史叙事,则可能遮蔽了马克思历史叙事所蕴含的小叙事维度,忽视了马克思历史思想的内在叙事张力,即元叙事与小叙事的紧张性共存。揭示、彰显马克思历史叙事的张力,或可超越单一的元叙事阐释范式,重新厘定马克思历史思想的阐释语境、叙事定位与思想视域,从张力视界激活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可能意境,进而,为规避历史激进主义、超越历史虚无主义,提供思想镜鉴。
摘要:建设农业强国需要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促进其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作为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最新质态,农业新质生产力在构成要素上要求劳动者素质由经验积累型转向知识密集型,劳动资料属性由机械化转向数智化,劳动对象范围由实体形态转向“实体 + 虚拟”复合形态,其内在蕴含着特殊性与一般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关系出发,农业新质生产力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复杂性、直接生产关系的灵活性、交换关系的普遍性、消费关系的可持续性与协调性、分配关系的多样性等多方面对农业生产关系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新型生产关系通过提供制度化基础、关系结构重塑与价值分配机制创新等方式反作用于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当前,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打通束缚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重点在农业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农业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以及农村人才建设培养机制等方面完善新型农业生产关系。
摘要:农村健康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国家在场理论,从农村健康治理政策迭代、健康资源下乡、数字赋能农村健康治理等方面,可以剖析各历史阶段国家在场的不同样态和嵌入模式。具体来看,初步建设期呈现国家的全面在场与全能型嵌入,转型发展期体现为国家的局部退场与底线型嵌入,重点突破期转变为国家返场与选择性嵌入,整体协同期则迈向国家系统性在场和整合式嵌入。当前,农村健康治理现代化仍面临健康政策执行悬浮化、健康治理主体合作低效化、数字健康治理形式化、医疗体系结构性失衡等困境,亟待通过制度机制创新、治理网络构建和数智技术赋能等系统策略,实现国家“有效”在场。国家仍然是农村健康治理现代化探索中的核心力量,其有效在场有赖于精准把握农村社会特性,保持权力的弹性嵌入,在技术治理和健康服务效能、服务标准和地方差异之间寻求动态平衡。
中国古典学基本问题(笔谈) 编者按:2024年,中国古典学纳入教育部本科专业目录。这个首先在学界受到关注的新学科,经部分高校教育实践尝试后,进入可以广泛推广的阶段。作为专业的中国古典学,需要有较为成熟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成熟的标志,不是限于部分学者的构思与展望,而是在这个新兴的学术共同体内达成共识。讨论“中国古典学基本问题”,是通过学者的各抒己见,助成学术共同体关于中国古典学建设
摘要:通常人们把康德的哲学革命称为“哥白尼式的革命”,苗力田先生换了一个角度来解释康德,称之为“开普勒改革”:感性与知性构成了康德认识论的两个焦点,就像开普勒第一定律一样,行星运行的轨道因为有两个焦点所以是椭圆形而非圆形。“开普勒改革”两个“焦点”的比喻或许更能够体现康德哲学作为“纯粹理性的体系”的特点:彻底贯彻主体性原则,明确地强调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是同一个系统内的问题。我们将两个焦点的比喻从康德的认识论扩展到整个批判哲学,围绕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这两个“焦点”讨论康德的形而上学体系。在某种意义上说,两个焦点既是康德的创见,也构成了他的难题。
摘要:威廉·詹姆士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也是美国首批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哲学家之一。彻底经验主义学说是詹姆士毕生努力阐发的思想,是詹姆士的形而上学哲学,也是詹姆士哲学重要的、但未受到学术界充分重视的学术遗产。詹姆士的彻底经验主义学说有一个产生和逐步成形的过程,它提出纯粹经验是理解实在的关键,强调关系的实在性与经验的整体性。作为一种实用主义的形而上学,詹姆士的彻底经验主义学说与其真理观相辅相成,构成了詹姆士哲学的整体。詹姆士的彻底经验主义学说与柏格森以及早期现象学之间具有密切的学术关联性,在詹姆士哲学走向欧洲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全球哲学对话的语境中,彻底经验主义学说是东西方哲学对话和比较研究的重要论题。
摘要:政治权威问题是现代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政治权威作为一种实践权威,是一种包含诸多权利在内的统治权力,它能为他人设定行动方面的义务。政治权威不同于理论权威,虽然很多政治哲学家都试图让政治权威同时也成为理论权威,但在现代社会,政治权威很难也不必成为理论权威。政治权威作为一种规范性和实践性概念,既不同于以强制为基础的权力,也不同于以理性论证为基础的说服。政治权威要求其对象放弃自己的判断,因而为权威对象施加了一种“独立于内容的”理由。传统的政治权威证成进路既有正当性进路,也有合法性进路或政治义务进路。前者通过表明国家在道德或明智角度而言的优势和必要性来证成政治权威,后者通过表明国家合法性或公民政治义务的来源与基础来证成政治权威。正当性与合法性是两种不同且相互独立的性质,不能用前者来确立后者,也不能用后者来确立前者。
摘要:卢克莱修的《物性论》确立了西方科学史诗的基本范式。作为一位充满艺术雄心的诗人,卢克莱修清醒地意识到,这项开创性的工作面对着古典传统的强大挑战。首先,荷马等神话史诗作者几乎垄断了对宇宙的阐释权;其次,以《工作与时日》为代表的教谕诗在道德劝诫方面享有崇高权威;第三,恩培多克勒的著作《论自然》已占据科学长诗的领地;最后,古典史家对人类局部历史的道德化阐释也与科学史诗构成了竞争。但所有这些竞争对手的著作都基于信仰神意的超自然主义传统,而卢克莱修所依凭的伊壁鸠鲁学说却是一种自然主义哲学。为了向读者揭示传统阐释模式的错误,也为了与文学前辈争胜,卢克莱修在作品中融会了古希腊罗马文学诸种体裁的文本和意象,并以伊壁鸠鲁的世界观对其作了修正,力图锻造一种前所未有的诗歌样式。
摘要:“书写”是雅克·德里达1967年出版的三部代表作的关键概念,它使得德里达解构西方思想传统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和“在场的形而上学”成为可能,而对埃德蒙·雅贝斯《问题之书》的评论则构成了德里达“书写”观念发生的重要一环。《问题之书》是雅贝斯1957年被迫流亡法国后写作的第一部作品,它以难以被归类的文学风格发掘书写对于人之存在的重要价值,讲述了作为“异乡人”的作者如何在不断的书写中质询自身及人类的生命史。德里达在雅贝斯的文学写作中发现了一种不同于希腊传统的希伯来式的“书写”观念,也正是通过对《问题之书》的阐释,德里达不仅鲜明地传达了其“书写”观念的犹太思想资源与文化意蕴,更表达了与同为犹太裔的雅贝斯相类似的问题关切:如何在对“犹太性”之差异化与多样性的理解中,以“书写”解构西方传统思想的“同一化”暴政,并以一种“外在性”的方式思考人之存在的议题。
摘要:美学与现代性相互确证、相互质疑并相互构成,二者相互在场进而形成“美学现代性”的丰富内涵和构成境域。以“美学现代性”构成境域透视中国现代美学的百年发展史,可以发现西方美学与现代性话语在中国经历了外引、内生与自铸的动态层次化过程:其一,中国现代美学早期试图通过现代性启蒙为民族独立自救提供理论资源,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革命观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文艺改造国民性的重要社会功能;其二,“美学大讨论”时期以追问“美的本质”为目标,批判性反思中西美学理论传统,体现了对现代性“秩序”的追求,还凸显了美学与政治的内在关联;其三,“美学热”时期体现出对现代性精神、价值与实质的反思和体认,从美学内部寻求自我解放,开启“新启蒙”;同期“心理学美学”“科学主义美学”等思潮展现出与世界“接轨”的主动性;其四,新世纪以来中国美学话语摆脱传统哲学提问方式、为美寻找“本体论”根据以及更为广阔的“在场”空间、表征美与人的根本关联等等话题,重申并丰富了现代性之个体、感性、生命、具体等精神,具有鲜明的创造性。综观中国现代美学百年,这种图式化呈现能够为世界美学与现代性的当代发展提供启示。
摘要:从“新边塞”到“新西部”的文学演进,既是兵团文学和新疆文学七十年的发展史,也是西部意识和西部精神的变迁史。“新边塞”文学承继边塞文学的边地书写和家国意识,但其表现的是现代革命情感,它将边塞文学的漂泊体验转化为保卫边疆的豪情与建设新中国的信仰。“新边塞”文学和西部文学的内核在于西部意识,即主体意识、家园意识以及由此构建的西部文化空间与精神空间。兵团诗人章德益通过诗歌构建了独特的西部空间,并在晚年不倦地探索艺术和生命的意义,为“新西部文学”的未来可能提供了借鉴。“新西部文学”应保持先锋探索姿态,以更为鲜明的主体意识、生态意识和由西部空间升腾起的人类意识,从文学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摘要:沈逸千这位81年前神秘失踪于雾都的画家,有着抗战绘画和20世纪西行写生双料“第一人”之称。在20世纪30年代的民族危难之际,他频繁穿梭于塞外与内地,一边以绘画作品宣传抗战,一边用随身携带的画笔和照相机捕捉塞外风光、老百姓生活和蒙汉同胞团结抗战的图景。他以勇敢坚毅的行动和中西合璧的现实主义绘画,在内地与塞外、前线与后方之间,搭建起了一座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战时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桥梁。受沈逸千塞外经历启发,剧作家阳翰笙创作了电影剧本《塞上风云》,并在随后的几次改编中越来越突出“蒙汉团结抗日”主题。其最后生成的影片凝聚塞外地区在日寇虎视下的风云变幻,讲述了蒙汉同胞团结一心、共赴国难的英勇事迹。该剧的剧本创作、改编、发表以及电影拍摄均与沈逸千有着密切联系。其中,沈逸千的塞外写生行始终作为一条动力主线,推动了其自身与《塞上风云》电影创作之间产生互文性。
摘要:一战前后,美国国内围绕国联问题发生了全面的争论。其中,国联形态是一个重要议题。在国会辩论和报刊等各种宣传渠道中,美国的政治和社会精英大致提出了三种国联构建路径。一是将国联建设为传统的军事同盟,此方案具有较强的排他性和权力政治色彩,尤其体现在英美对法国流产的安全保证条约中,主要是民族主义的产物。二是构建一体化、制度化乃至科层官僚化的普世性“国际政府”,从根源上消灭排他性军事同盟,用国联行政院等政治机构支配军事同盟力量,体现了国际主义的原则。三是以海牙路线为基础的“国际协会”,即较松散、制度化程度较低的国家间法治联合体,将和平希望寄托于全球公民社会的发育,预示着新兴的跨国主义。客观上,三种形态彼此存在互斥性,普世政治追求、特殊军事安全需要和国际法治理念很难在同一个组织中并重和兼顾,易引发争议;主观上,借助美国建国以来对“纷扰同盟”的政治文化禁忌,不同立场的美国精英竞相攻击对手的国联主张为“军事同盟”或“超国家政府”,由此放大了三种形态的矛盾,因而无法为美国政府全面参与世界事务提供有力的思想观念支持。
摘要:印第安人农业源远流长,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成为北美土著群体的主要生存方式之一。不过,美国白人却强调农业耕作在欧洲文明中的重要性,宣扬欧洲农业主义理论,以此建构一种美国社会中盛行的“农业神话”,并成为文明开化印第安人的话语资源。为了推行“文明开化”,他们对印第安人原有农业提出批评,一方面否认印第安人原有农业的存在,进而将印第安人视为低等级的狩猎者和野蛮人;另一方面又强调印第安人农业耕作中的性别不平等,污蔑印第安人农业耕作是对土著女性的奴役。在对印第安人既有农业展开批评的基础上,美国政府利用文明开化话语迫使印第安人采纳白人社会所支持的农业耕作方式,进而改造印第安人农业,并推动其转型。其结果是,19世纪美国印第安人农业遭遇技术、资金、政策与社会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叠加制约,土著民族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逐渐削弱,印第安人陷入普遍贫困,对白人社会的依赖性不断强化。
摘要:相比于“准法说”“立法文件说”“立法建议说”等聚焦于立法规划性质的已有观点,将立法规划理解为一种独特的软法形式具有更大的合理性。究其原因,一方面因为在制定主体上,立法规划的通过主体具有二元性,体现了党中央与委员长会议共同制定立法政策的中国特色,由此形成的“准党规”和“准国法”的混合形态更宜参照党内法规的软法定性来把握立法规划的本质属性,另一方面因为在具体效力上,立法规划的实施不同于法律实施,具有强烈的政策实施色彩,更多依赖政府体制内部的“组织约束力”而非国家强制力,故而属于软法范畴。立法规划的现有实践在民主性和执行力方面仍有不足,为了进一步提升其治理效能,有必要由全国人大出台专项决议明确相关事项,并适当引入作为“声誉机制”的情况通报来激励相关单位更好地落实立法规划,方有可能与其软法定位形成更好的匹配。
摘要:不同于大多数国家的现行宪法,中国宪法没有明确规定外国人的基本权利。但就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而言,探究外国人是否具有基本权利确有必要。在中国宪法上,对于外国人基本权利的证成面临两个文本障碍:一方面,就权利主体的限定而言,第2章即基本权利专章存在“封闭性”;另一方面,就权利属性的定位而言,第32条第1款即外国人权益条款不无“模糊性”。尽管如此,基于宪法解释的三条主要进路,外国人的基本权利可得证成。其一是分析宪法的一般文义。外国人权益条款中的“合法权利”可以涵盖基本权利,人权条款中的“人”可以包括外国人。其二是解读宪法的规范语境。有关外交政策、民族平等、外商投资许可和外国经济组织合法权益的规定间接涉及外国人的基本权利。其三是回顾宪法的原初含义。探究1954年制宪、1982年全面修宪的历史可知,基本权利专章的章名以及外国人权益条款的位置均不能表明制宪者、修宪者有意否定外国人的基本权利。
摘要: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持续增长,中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成为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和改善地区对华态度的主要策略。东南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地区,该区经济丰富多样,中国投资密集,为研究中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基于“海外中资企业与员工综合调查(OCEES)”样本数据的研究发现,东南亚中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程度对于提升东道国员工的对华积极态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尤其是文化责任履行的正面效应最为明显,而东道国员工对中国影响力的认知在其中起着中介作用。因此,中资企业对于推动中国与东道国民心相通意义非凡。为达成此目标,企业需强化社会责任的履行,以便更好地融入东道国社会,提升社会认可度,搭建起友好交流的桥梁。
摘要:近现代中国从贫弱之国到制造业强国用了百余年的时间,在此过程中,民族工业在民族危机中崛起,在大众消费中壮大,在自主经营、创新创造中繁荣,为近代中国自主工业体系的创立发挥了重要作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是中国建立最早、历史最长的民族烟草企业之一,也是中国近代卷烟工业最重要的代表性企业,它在广告中利用龙凤、金龙、长城等视觉符号,强化国人爱国情怀,引领民族消费文化,打造出“双喜”“黄鹤楼”“白金龙”等家喻户晓的“爱国牌”卷烟。扎根两广、东南亚市场,与长期垄断的英美烟公司进行了有力抗衡,为深人认识近代工业化进程,特别是民族工业的崛起提供了很好的设计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