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标识性概念是驱动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路径,但其实际的驱动机制尚未得到充分揭示。根据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可梳理出“国家治理”这一政治学领域典型的标识性概念从“外化”到“客观化”再到“内化”的知识发展过程。此标识性概念通过聚焦政治学中的元问题,为自主知识体系确立了逻辑起点;学术界围绕该概念持续进行学术争鸣,推动其从单一概念发展成为概念集群,实质性地丰富了知识体系的内容;相应的学术制度与机构的设立,强化了制度保障;基于这一标识性概念所形成的研究范式,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知识体系的组织逻辑。据此,可推演出元问题定位机制、研究拓展机制、制度保障机制、概念认同机制四种具体机制,由此为有意识地提炼标识性概念、推动建构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学理依据。
[摘 要]“普世”为西方舶来概念,国内学界对此概念的研究多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普世主义”在西方主要是欧洲文明进程中的阶段性体现;二是文化对话中对“普世价值”定义权的论争。马塔隆和朱利安分别从“西方思想史”“哲学—汉学”交叉视野两个角度,对“普世”概念在欧洲生成、演化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清晰梳理。他们的研究一方面能使我们对如何定义及翻译“普世”有更深刻的理解,另一方面也为中国文化为什么不需要西式的“普世”提供了学术层面的有力论证。
[摘 要] 马克思对“无声的强制”的诊断,首先体现在对商品形式这一逻辑原点的解构上。商品二重性所蕴含的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内在张力,在价值形式的演进过程中逐步发展为一种非人格化的社会支配力量。商品形式的发生路径表明,价值如何从偶然的交换关系中获得最初表现,在一般等价物的演进中实现社会关系的对象化,并最终在货币形式中固化为一种脱离主体的客观抽象权力。这一演进在商品拜物教的视角下完成了主客体关系的颠倒:主体亲手编织的社会联系反转为如自然规律般不可违抗的物的逻辑,进而实现了对创造者本身的深度规训。这不仅为透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层支配结构提供了解剖路径,也确立了从形式分析切入本质批判的阐释尺度。揭示这种非人格化统治的内生逻辑,为在历史发展的维度中审视社会关系的重构与人的本质回归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学理支撑,从而能够在最深层处阐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彻底性与生命力。
[摘 要]马克思伦理思想是在超越抽象的思辨伦理学范式基础上展开的现实的存在伦理学范式。存在伦理学范式的确立表明,马克思关注的是合乎人性的人的存在状态的探索与建构。其具体体现为:以现实的社会关系为基础的关系性存在构成存在伦理学的理论前提,以自由自觉的劳动为基础的劳动性存在构成存在伦理学的现实根基,以自由人的联合体为基础的共生性存在构成存在伦理学的价值指引。从“理论—现实—未来”的逻辑闭环揭示马克思对这些问题的系统考量,能够为深入理解马克思的伦理思想、回应国外学界的相关争论提供一条有益的路径。
[摘 要] 德国古典哲学家以观念论的思维方式对世界历史的本体论和方法论进行双重解说,构建起具有德意志民族—哲学特色的世界历史理论。其理论以理性—自由主义为本体论基调,康德的“自然意图”、费希特的“宇宙蓝图”、黑格尔的“理性”等概念都表明,世界历史是理性充分展开、自由充分实现的历史状态。在方法论上,德国古典哲学表现出基于理性的历史辩证法,使由历史向世界历史发展的运动性、辩证性得以呈现。马克思在扬弃德国古典哲学世界历史理论的基础上,在本体论层面超越了理性—自由主义的历史先验目的论,揭示出世界历史指向的是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自由发展的共同体状态,在方法论层面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底进一步激活了辩证法的思维效能,从而在这两个维度的协奏中实现了世界历史理论的突破性发展。
[摘 要]政府主导的易地搬迁与集中居住推动了地区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但同时带来了被动城镇化的深层困局。浙江省W县移民社区的实证调查表明:以制造共识为方法,能够激活记忆、共识、情感等社区内生资源,构建居民共识制造平台,发挥柔性技术的治理效能。结合柔性治理理论,遵循“制度—过程—效能”的理论框架,有助于探析制造共识的方法依据、机制过程,从而揭示其深度治理效能。以柔性方式弥合刚性政令与社区需求间的适应间隙,既满足了转型期资源整合、机制协同与自主发展的三重诉求,又激发了情感动员、合作催化与利益协调的治理效能。这为被动城镇化背景下过渡型社区的治理转型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与实践方案。
[摘 要]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表达中,表达机会受限、沟通协商不足、反馈环节缺失等参与问题亟待解决。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空间触发—民主参与”分析框架为透视基层民主何以有效运转提供了新思路。以空间为触媒,D社区的基层民主创新表现为以面貌呈现为线索的闭环民主实践、以积极行动为要件的民主协商共治、以价值认同为表征的参与认知重塑三重样态。这在过程、行动、主体、秩序与价值维度上契合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要素。由此,空间不再只是被改造的对象,而是成为激活民主参与的新动能。通过示意唤醒、关系黏合、理念渗透机制,行动者在可视化刺激下进行具身参与、在关系网络支撑下有序协商合作、在民意沟通中产生深度理解认同。
[摘 要]随着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平台逐渐成为一种新型生产组织形态。出租车行业作为较早受到数字技术冲击的领域之一,其转型过程体现出传统制度体系与平台组织逻辑之间的张力。S平台在由传统出租车企业向网约车平台转型过程中,并未采取复制主流平台模式或接入既有网约车平台的方式,而是将长期积累的服务理念与质量保障规范、组织管理体系以及职业身份与劳资关系重新纳入平台运营之中。基于A市58位网约车司机访谈材料,结合企业公开文本与政策规范的分析,S平台的转型呈现出差异化的服务理念、内生性的平台组织以及“有面目”的数字劳工等特点。数字平台时代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不仅涉及技术工具的引入,更体现为制度资源与平台逻辑之间的重新整合。“技术—组织”协同能力,成为传统产业能否将长期积累的制度资源转化为新型组织能力的重要条件。S平台的转型实践为数字化时代传统行业探索转型路径、激活制度优势提供了重要参考。
[摘 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缩小“三大差距”是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主攻方向。以生产条件分配为起点,对“三大差距”展开政治经济学分析,能够显明三者的形成机理和内在关联:其一,从空间维度看,地区差距的本质是生产条件跨区域配置失衡的结果,源于企业在利润最大化驱动下的空间集聚;其二,从结构维度看,城乡差距的本质是生产条件二元结构性扭曲的结果,根植于机器大工业生产所引发的要素向城市的单向流动;其三,从个体维度看,收入差距的本质是生产条件群体占有分化的结果,主要由财产(要素)占有的不平等所驱动。共同富裕问题本质上是生产条件分配结构的问题,缩小“三大差距”必须从生产条件分配这一根本环节着手,推动关键生产条件向欠发达地区、乡村地区和低收入群体持续净流入,以提升各类主体的财富再生产能力,持续促进发展的动态均衡,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摘 要] 完整社区是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单元,其建设成效关乎基层治理效能与居民生活品质。当前行政主导的社区治理模式面临治理单元规模失配、居民参与虚化与资源供给碎片化的三重困境,其根源在于党组织的组织路径与社区生活共同体的结构性脱嵌。基于嵌入式治理理论,构建“结构—过程—效能”的分析框架,通过对某省C县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实证研究,能够帮助探讨党建引领完整社区建设的组织路径创新。通过区域化党建重构治理空间、民主协商激活自治动能与党员下沉培育社会资本,党组织能够有效实现服务精准供给、共同体意识培育与多元资源整合,从而纾解科层化治理的刚性弊端,重塑治理生态。C县实践表明,完整社区建设不仅是技术性调整,更是一种深刻的组织革新,为新时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范式与实践路径。
[摘 要]随着城市更新迈向存量规划时代,社区公共品供给和优化升级已成为关键议题。老旧小区的公共品供给易陷入集体行动困境,而基层政府、社区、市场与居民间的利益博弈,更使其成为深层治理难题。以加装电梯为案例,基层组织通过组织化动员治理主体、弹性化配置治理资源与情境化设定治理规则,以柔性治理路径推动集体行动,助力社区公共品供给目标高效达成。柔性治理是对集体行动理论的本土化重构,通过限定动员、市场赋能与底线规制分别从成本、责任、规范层面重塑利益博弈格局,进而破解社区公共品供给中的集体行动困境。尽管如此,柔性治理仍具有一定的实践限度,基层治理体系与非正式资源之间能否建构有效关联是影响实践成效的根本原因。
[摘 要] 如何有效回应移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新时代移民社区治理面临的现实问题。山西省西部、云南省东北部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移民群众基于生活环境、生活习惯、生活关系,从伦理性联结走向生活性团结,实现了生活共同体再造。生活环境方面,移民群众从保持无意识惯常行为的破坏性体验到尝试性经营的具身化参与,再到社区建设的全身心付出,重建地域认同。生活习惯方面,移民群众由无意识重复的私人实践走向意义化行动的公共实践,实现身份认同。生活关系方面,移民群众由琐碎互助的权宜性合作走向情感性联结,以情感共鸣与意义共建重构情感认同。充分重视移民群众在生活共同体再造中的主体性与其生活的完整性,才能真正实现移民社区善治。
[摘 要] 在西方阐释论的“中国旅行”中,“意图”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关键概念。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反意图论在中国学界广为传播,动摇了意图在古典阐释话语中的权威地位,带来了充满活力与可能性的意义景观。新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开始更自觉地涵纳西方意图论主张,就意图在文学阐释中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加以重审。上述尝试一方面激活了“以意逆志”等古典阐释学资源,推动了意图论思想的中西互鉴;另一方面又在人工智能充当“创作者”的背景下带来丰富学术议题,促发了围绕人机关系的更深入思考。意图从“隐遁”到“复兴”的历程不仅意味着知识生产方式的更迭,同时还潜藏着精神取向和文化心态的更深刻嬗变。
[摘 要]20世纪前20年,辞赋史作为文学史的一部分开始呈现,大致经历了“参稽外籍,比附旧说”到初步融合中西的过程。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40年代,赋史专著开始出现,赋体文学的文体意识逐步明确,辞赋史有了初步的建构。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以马积高《赋史》为代表,赋学通史的基本范式确立,中国辞赋话语体系有了系统性的建构。20世纪辞赋史为新世纪断代赋史、辞赋理论史、辞赋文体史、辞赋专题史、辞赋文献史等的撰述奠定了基础、树立了典范,昭示了各类赋史发展的新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