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中央八项规定深刻改变中国,并将继续改变中国。当前,我国正在从知识产权引进大国向知识产权创造大国转变,知识产权工作正在从追求数量向提高质量转变。国家知识产权局党组以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为契机,努力做到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的强大动力,转化为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务实高效的工作作风,推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指示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知识产权力量。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度,提出能源安全新战略,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我国新型能源体系加快构建,能源保障基础不断夯实。在这一背景下,国家管网集团积极作为、开拓创新,大力实施市场化、平台化、科技数字化、管理创新“四大战略”,全力打造世界一流能源基础设施运营商,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征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央八项规定是党中央徙木立信之举,是新时代管党治党的标志性措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制定出台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坚持以上率下、从中央政治局带头做起,聚焦纠治“四风”开展集中教育和一系列专项整治,坚持抓常抓细抓长、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坚守和推进。从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到刹住“车轮上的铺张”、整治“会所中的歪风”,再到持续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整治力度之大、制度执行之严、持
锲而不舍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是我们党在新时代作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的一条重要经验。新征程、新形势、新任务,对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我们党要更好担负起团结带领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历史重任,自我革命这根弦必须绷得更紧,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和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向纵深推进,始终坚持从严要求的指导思想,统筹把握处理好集中教育与经常教育的关系、固本培元与纪律刚性约束的关系、“关键少数”与“绝大多数”的关系、治标与治本的关系、从严管理监督与鼓励担当作为的关系,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中央八项规定从提出到现在十几年来,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以上率下”,取得重大进展。作风建设“以上率下”,“率”字是关键,不仅上要率先垂范,而且下要有看齐意识,也要有制度保障、自律内省,还要能够上下同心同向。我们党是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全党上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能在面对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的艰难险阻,以及可能遇到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时,呈现“上下同欲者胜,风雨同舟者兴、同舟共济者赢”的壮观。
从抓作风入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一条重要经验。健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常态长效机制,是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风问题的特点以及作风建设的形势任务决定的。要加强统筹谋划,将作风建设贯穿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全过程各方面;坚持一体推进,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运用系统观念,健全风腐同查同治机制;深化标本兼治,加强法规制度建设。健全管党治党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一岗双责”等完整的责任链条,强化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政治责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带头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带头修好共产党人的“心学”,深入基层真抓实干,厉行勤俭节约,成为全体党员干部见贤思齐、学习看齐的“头雁”。推动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进一步健全各项党内法规制度,完善党纪与国法相衔接的运行机制,从常态和长效两个维度,保障中国共产党改进作风的“头雁效应”管深入、管长远。
优良党风是凝聚党心民心的强大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深刻把握作风建设规律,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始终抓住党性和民心两大关键。实践充分证明,我们党具有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能够正视并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永远值得人民信任。以强化执政党的先进性抓发展,实现群众根本利益;以解决影响党的纯洁性问题,坚决维护群众切身利益;以高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旗帜凝心引领,是实现党风政风焕然一新,社风民风持续向好的成功密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破题之举,坚持严字当头、刀刃向内,以钉钉子精神纠治“四风”,开启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新篇章。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伟大实践,推动实现党风政风重塑、社风民风净化、党群关系凝聚,以及制度体系优化的全方位突破。同时,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伟大实践,不仅强化党的政治引领、增强经济发展动力、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更以文化浸润之力汇聚起民族复兴的精神伟力,彰显中国共产党刀刃向内的政治自觉,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作风保障。
近年来,中央层面推动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成效显著,但在实践层面仍存在若干深层次问题:一是对形式主义的认知存在偏差,未能准确把握其本质特征;二是减负措施与整治形式主义的联动机制尚未有效建立;三是权责体系不匹配与考核机制不科学等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行政管理理念实效性不足,有待更新;考核导向的路径依赖问题仍然存在;部门协同不足,数据壁垒尚未破除;职责边界模糊,导致工作泛化问题。对此,建议强化制度顶层设计、完善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完善绩效管理体系,彰显绩效本源价值;优化政府间事权配置,明晰部门与岗位职责边界。
在逆全球化浪潮与全球农业价值链深度重构的背景下,“中国新特产”依托技术跃迁、制度创新与文化赋能的三维耦合机制,打破全球农业“技术垄断—价值剥夺”的结构性困境,在推动技术交流、优化资源配置、重塑文化价值和推动全球农业治理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应打造技术协同创新网络、推进标准体系共建互认、促进农业文明交流互鉴、完善贸易与生产协调机制,构建新型农业国际合作体系,为全球农业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能。
面对小农户经营规模有限、农业生产成本攀升、自然灾害频发及市场信息不对称等多重制约,农民依托农业增收,尤为迫切且充满挑战。适度规模经营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农业生产标准化与机械化,从而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与质量,为农民增收奠定坚实基础。通过土地流转与集约经营,家庭农场模式有效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提高生产效率与农产品质量。发展特色农业,成为提升农业附加值的核心路径,其地域性、独特性和不可复制性特征,为农民开辟新的增收渠道。此外,创新农业新业态,如数字农业与共享农业,以科技力量赋能农业,培育农业发展新动能。
设施农业作为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推动农业现代化、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近年来,我国设施农业在养殖、种植和水产三大领域取得显著进展,但是在核心装备国产化、多因子协同调控模型及系统化数据积累等方面仍存在短板,面临管理模式滞后及产业协同性不强等问题。在政策扶持、技术进步和市场需求的多重作用下,我国设施农业将朝着智能化、协同化、低碳化方向发展,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建设农业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大病危害人类健康,往往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是各国医疗保险制度关注的重点。发达国家的医保模式主要分为四种,分别对应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即国家保障主导型模式的英国、社会保险主导型模式的德国、商业保险主导型模式的美国,以及个人储蓄主导型模式的新加坡。典型发达国家大病保险的普遍做法,包括构建多层次的大病医保体系、设置个人自付费用封顶线,以及关注困难群体的医疗保障。同时,吸取典型发达国家大病保险运行中,政府财政负担不断加重、医疗服务供需矛盾凸显,以及高消费和不公平问题加剧的教训。完善我国大病保险制度,要求在宏观上建立高质量的大病医保体系,中观上确保大病保险制度的有效运行,微观上加强研究制定大病医疗服务规范及改革支付方式。
基层治理现代化是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工具的系统性重构,其发展背景与目标导向,对社区工作者的角色定位、工作职能及职业技能等提出新要求。从“行政末梢”到“服务中枢”,治理理念现代化驱动社区工作者角色拓展。从“被动执行”到“联动整合”,治理模式现代化驱动社区工作者职能嬗变。从“事务处理”到“数字赋能”,治理工具现代化驱动社区工作者技能升级。
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为基层应急管理能力提升提供关键支撑,从根本上增强基层风险防控韧性。为此,既要立足实证风险数据建立动态问题清单,将跨域关联风险转化为可量化任务,又要通过基层参与挖掘真实需求,构建四象限动态适配矩阵实现精准施策。唯有将问题导向与需求牵引有机结合,将新基建的技术优势转化为基层应急管理的治理效能,才能有效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筑牢守护人民安全的防线。
加强新时代职业道德规范建设,需要着眼日常工作生活,推动职业道德基本规范贯通职业生活全过程各环节,转化为广大从业者的行动自觉。立足行业特点和工作实际,推动职业道德建设理论成果的实践转化和时代创新,融入到行业管理规定、单位规章制度、个人岗位职责制定和执行之中,贯穿从业者选育留用全链条,使之成为人们从事职业活动的基本遵循。
青年群体中兴起的集市热,反映出消费新趋势。集市在空间和文化维度营造具有吸引力的消费场景,打造实体消费新业态,既有利于培育文旅消费新热点,又能够丰富本地居民休闲消费。年轻人热衷“赶集”的直接原因是满足生活和休闲需求,更深层次反映的是摆脱消费主义、对抗内卷和压力的努力,为追求本真和自我找到一条出路。这种努力和出路不同于年轻人自我标榜或者被舆论认为的“孤独美学”叙事——指向独处、自我隔离的虚幻美好,而是更体现出一种“共享美学”叙事,愿意通过兴趣和消费建立起情感性、社会性的连接,继而形成兴趣共同体或创业共同体,在公共生活的参与中安放内心、追求意义。
婚俗仪式是大众,尤其是青年两性情感、价值观的集中表现和展演,也反映经济的发展水平、社会的文明程度。婚俗的当代实践及变迁中,青年更加注重对情感元素的运用与表达,婚俗情感面向由大家庭向核心家庭转变,青年的情感诉求也发生由“仪式感”向“松弛感”的转向。在价值层面,当代青年的婚俗实践更加注重男女平等、实用化与多样化。青年婚嫁礼俗中的情感转向与价值转型,反映传统礼俗文化的时代化与创新发展,需要对青年婚嫁礼俗观念予以关注、促进其更好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IP的全产业链运营,是中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可有效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当前,中国原创内容品牌产业化发展面临IP 专业化研发机制不健全、IP授权的产业化配套体系不完善、从粉丝经济向创意经济的转型不充分等问题。对此,建议统筹推进文化赋能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国潮经济,以产业化模式培育孵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IP 矩阵,将其推广切实融入国际文化交流与传播体系中,积极扶持并不断完善IP 授权体系建设。
数智时代,中华文化出海呈现从单点、单类别走向全行业集群式出海新格局,实现从文化“出海”到文化“出圈”的跨越。从“文化出海”到“文化出彩”是文化意义生成和传播过程,亟须中华文化出海向数智技术创新力、文化内容原创力与文化制度创新力协同的出海范式转变,即以“三力”模式来持续推进文化软实力提升与文化强国建设的全新发展阶段。基于此,将我国优秀文化基因与数智技术深度融合,将中华文化资源与数字资产深层交融,将现代文化产业与数字经济深度协同,基于数智赋能与文化自信自强底座,打造由数智技术创新力+ 文化内容原创力+ 文化制度创新力主导的中国式文化出海共创模式,锚定2035 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向建成文化强国坚定前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中华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德法共治”理念,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能够提高组织制度化水平,保障政治稳定和社会有序发展,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向心力、凝聚力、动员力。
中华民族拥有悠久的治水史。始建于唐太宗贞观年间的霍泉灌溉工程,创造性地提出了“霍例水法”,成为古代水利管理乃至地方治理的范例。位于湖南的紫鹊界梯田,将南方稻作文化与苗瑶山地渔猎文化相融合,被誉为“世界水利灌溉工程之奇迹”。这些水利工程不仅凝聚着古人的智慧结晶,而且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和管理优化,在当代依然发挥着重要功能。积极弘扬中华传统治水文化,汲取其中蕴含的生态智慧,对于推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