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市场需求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提供了内生动力,为此应当充分释放国内市场潜力,推动生产“扩量提质”,以有效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本文基于2012\~2023年省级面板数据,测度了30个省(区、市)的新质生产力水平,并实证检验了市场潜力在培育新质生产力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推动市场潜力提升能显著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并且市场潜力会通过促进生产的“扩量”“提质”发挥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在东部、人口稠密、高市场化程度地区及“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市场潜力提升对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效应更明显。据此,本文提出深度挖掘市场潜力,以生产“扩量”带动设备更新与投资需求,以生产“提质”引领创新驱动与科技赋能的政策建议。
[摘要]数字新质生产力能够助力产业生产方式变革、激活要素潜能、推动产业融合,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2\~2023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可视化方法探讨我国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并实证考察数字新质生产力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新质生产力能够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发展,其中,数字劳动者的作用效果最为明显。此外,数字新质生产力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发展水平地区以及高政策强度地区更显著。机制分析表明: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是数字新质生产力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发展的有效路径。因此,本文建议应着力培育数字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结合地区特点,因地制宜,精准施策。
[摘要]“新”和“质”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内涵,对其“新”的刻画可以从生产要素创新、科技革命性突破、产业深度转型3个维度进行系统构建,对其“质”的跃迁可通过双曲熵权TOPSIS方法以更好表现其跃进性和非线性特征。本文采用Dagum基尼系数法、Kernel核密度估计、莫兰指数和Markov链等方法,深入分析新质生产力的区域差异来源、动态演进趋势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在2012\~2023年间呈现整体提升态势,但区域间发展显著不平衡,且新质生产力的跃迁进一步加剧了区域差距和内部差异。时空演进分析揭示了不同区域呈现“差异化提升”与“内部极化”并存的动态过程,以及空间外部性在生产力跃迁中呈现复杂的“低锁定、高促进、远拔高”空间互动机制。
[摘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新质生产力以技术密集为特征,其发展离不开充足的资金支持。故本文基于2012\~2023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运用OLS回归、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滞后回归等一系列方法验证数字金融对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采用门槛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系统分析数字金融对新质生产力的非线性效应与空间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新质生产力的提升;(2)数字金融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在社会融资规模上呈现出显著的门槛效应,其促进作用随社会融资规模的扩大而进一步增强,呈现出非线性特征;(3)各省(区、市)间新质生产力发展存在空间关联性,本地新质生产力的提升对周边地区存在正向溢出效应;(4)临近区域数字金融水平的提升能通过“虹吸效应”间接抑制本地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本文创新地揭示了数字金融对新质生产力的门槛效应与空间效应,为理解省际经济一体化提供了新视角,为推进“金融强国”建设、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启发。
[摘要]我国高度重视硬科技创新,将其作为国家发展核心驱动力,通过创新驱动战略和重大科技专项提升国际话语权,破解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1037家“专精特新”企业数据,构建“硬科技创新-二元合法性-高质量发展”理论模型,并探讨数字化转型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硬科技创新直接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同时通过提升适应合法性和战略合法性产生间接效应,且数字化转型能强化这一正向关系。研究为政府优化创新政策、企业制定硬科技发展战略提供理论支撑,助力“专精特新”企业通过硬科技创新实现质的飞跃。
[摘要]针对数字服务贸易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挑战,本文突破“技术-要素”割裂分析范式,构建“技术-制度协同”理论框架,创新性整合技术生态位宽度与技术组合互补性,设计技术专业化指数以解析新里昂惕夫之谜。基于2008\~2024年WTO跨境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技术专业化与数字服务贸易呈显著负向关系,印证新谜题存在;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路径的调节呈现异质性特征,“技术-制度协同”演化形成四元形态,即均衡协同型国家实现“技术多样性-制度弹性”的动态适配,技术主导型面临路径锁定风险,制度主导型遭遇规则空转困境,低效协同型呈现系统失灵特征。研究表明,数字服务贸易竞争本质是技术能力与制度适配的协同效率竞争,破解新谜题需建立“技术-制度适配度”治理框架。
[摘要]现有文献囿于从单一理论视角分析数字经济政策对短债长用的影响,本文综合容错控制理论、信号传递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等,从城市经济韧性的视角厘清数字经济政策影响企业短债长用的中介机理,从新质生产力、企业社会责任和高管特质3个方面揭示了城市经济韧性对短债长用的调节机制。基于2010\~2024年中国地级市层面和A股上市公司的整合数据,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发现数字经济政策即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政策的实施降低了企业的短债长用;城市经济韧性在数字经济政策与企业短债长用的关系中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随着数字经济政策的推行,城市经济韧性不断提高,企业短债长用的现象被显著降低;在新质生产力水平较高的城市,城市经济韧性降低短债长用的效应更显著;增加响应性社会责任、减少战略性社会责任投资的企业,城市经济韧性降低其短债长用的作用更显著;CEO经历灾难的企业,城市经济韧性降低其短债长用的作用更显著。本文从理论层面解析了城市经济韧性在数字经济政策与短债长用间的中介作用,从实践层面向面临融资约束的企业提供了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决策参考。
[摘要]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大数据技术已成为国家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本文以 2012\~2023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资源依赖理论和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构建了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政策影响企业开放式创新的理论机制,实证检验该政策对企业开放式创新的净效应。研究发现: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设立能有效推动公司开放式创新,该政策对国有、位于东部、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开放式创新有更好的推进效果;就传导机制而言,该政策通过促使企业数字化转型、缓解企业融资压力、降低信息不对称间接影响企业的开放式创新行为。为此,本文提出了深化大数据发展与企业开放式创新协同共促的战略路径。
[摘要]为进一步分析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科技创新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本文以2011\~2024年期间我国31个省(区、市)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技术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其中,选取经济高质量发展为被解释变量,科技创新综合水平为核心解释变量,政府干预、金融干预、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和环境规制为控制变量,通过回归分析验证科技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科技创新正向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并随科技水平提升影响强度,表现出先降后升的非线性变化趋势;科技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作用在不同区域,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对中部地区的直接推动效应要明显强于东部与西部;科技创新在经济发展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对周围地区表现出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在经济相对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对周围地区表现出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基于实证结果,本文认为要进一步提高中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可从加强对科技创新的重视程度、利用科技创新实现区域均衡化发展、健全完善创新合作与技术共享机制方面着手。
[摘要]攻克“卡脖子”技术难题需要充分释放各类创新要素的活力、调动各类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实质上已经深化为一场关于创新生态的全面较量。基于此,本文基于TOE 框架,从“技术-组织-环境”维度构建创新生态驱动“卡脖子”技术攻关的理论模型,并结合fsQCA法提出实现有效攻关的组态路径。结果显示:(1)创新生态驱动“卡脖子”技术攻关存在六大策略,即基础研究奠基、科技成果转化、创新网络融通、分层动态评估、科创平台助力、多重政策组合策略;(2)实现“卡脖子”技术攻关,可以采取创新网络融通下的前沿引领型、多重政策组合下的保障攻关型、科创平台助力下的成果应用型3条路径;(3)构成非高水平“卡脖子”技术攻关只有1条路径,即同时缺少技术、组织、环境维度要素。本文研究不仅可以丰富“卡脖子”技术攻关领域的文献成果,还可以为我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政策参考。
[摘要]能源结构转型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路径,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态环境需求的关键。本文围绕新能源示范城市试点政策,利用2006\~2024年我国279个地级市以上数据构建超效率SBM-GML模型的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测算指标,并通过双重差分模型(DID)和倾向得分匹配法探讨政策是否真的提升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结果表明:(1)新能源示范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2)机制分析表明,新能源试点主要通过绿色技术创新中的实质性创新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调节效应表明,产业结构优化在其过程中起到了正向促进作用;(3)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政策在中西部地区、非资源型城市和环境监管更严格的城市中具有更强的正向效应。据此,本文提出三点政策建议:(1)以新能源示范城市试点政策的成功实践为蓝本,进一步构建覆盖制度设计、市场激励与行为引导的全链条政策体系,推动绿色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系统性变革;(2)持续加强绿色技术创新投入并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以推动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3)采用区域资源禀赋适配策略,推行基于地方资源特点的差异化协同发展策略,推动区域协同、高质量发展。
[摘要]随着“双碳”目标推进及环保意识增强,绿色并购已成为重污染企业应对合规压力、提升供应链韧性及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本文基于2012\~2023年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绿色并购对重污染企业供应链韧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绿色并购显著增强了供应链的抵抗力和恢复力。机制分析表明,绿色并购通过提升企业绿色声誉、推动绿色技术创新以及吸引绿色投资持股提高供应链韧性。异质性分析发现,实施“双碳”目标后,具有较高披露意愿以及获得政府补贴支持的企业,其绿色并购对供应链韧性的影响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双碳”目标提出后,绿色并购对重污染企业碳减排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本文不仅拓宽了绿色并购的研究视角,还为重污染企业提升供应链韧性和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经验证据支持。
[摘要]基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试点政策,本文利用2010\~2023年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试点政策对企业碳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借助多重中介模型厘清试点政策作用后波特假说的理论边界。研究发现:处于试验区的企业碳绩效显著提升且成本压力与绿色创新在试点政策影响企业碳绩效的过程中发挥并行中介作用。此外,试点政策给企业带来的成本压力,对企业碳绩效不仅发挥并行中介作用,还可能激励企业绿色创新发挥链式中介作用。由于企业“创新补偿效应”难以抵消“制度遵循成本”,试点政策的“波特假说”依旧处于“制度遵循成本”阶段。异质性分析发现,试点政策在高金融发展水平地区企业以及重污染企业对于企业碳绩效的促进作用更明显,企业高管绿色认知强的企业受试点政策的影响相对较小。
[摘要]公司违规是阻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为探究高管嫉妒心理对公司违规的影响,本文以我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2014\~2023年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高管嫉妒心理的产生显著促进了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发生,而且这一影响是通过降低内部控制质量以及增加公司融资约束程度得以实现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薪酬差距产生的优越感弱化了高管嫉妒心理对公司违规的影响;当上市公司收到年报问询函监管时,高管嫉妒心理对公司违规的影响就会减弱;高管嫉妒心理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信息披露违规和经营违规方面。本文的研究结果为监管部门如何加强公司违规行为的监管提供一定的参考,也为上市公司如何完善薪酬体系提供合理的建议与思考。
[摘要]企业循环供应链管理因其较高的废物资源循环利用效率而越来越受到各界关注。作为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之一,外资股东对企业循环供应链管理决策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探讨了外资持股对企业循环供应链管理的影响。以2012\~2023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面板数据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外资持股比例对企业循环供应链管理存在倒U型的影响。研究还表明在供应链集中度较高的企业中,由于存在供应链刚性效应,外资持股比例对企业循环供应链管理存在的倒U型关系更加平坦甚至产生了形状翻转现象。董事会持股比例越高的企业中,由于存在股东协同效应,外资持股比例对企业循环供应链管理存在的倒U型关系更加陡峭。本文不仅拓展了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应用领域,丰富了循环供应链管理的前因研究,而且为东道国政府制定合理的外资引进政策、企业的公司治理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