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先导,更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精神层面的必然实践。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56个民族共建共有共享的精神文化场域,承载着各民族的文化认同、情感认同和价值认同等维度的意识内容。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基本内涵与特征出发,通过辩证唯物主义视角,探讨共有精神家园的“精神力量”向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的“行动力量”转化的内在机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依托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精神及多元一体文明格局等,能增进文化认同;依托各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未来愿景及宣传教育行动等强化一体意识,能有效增进民族认同;依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多层面培育各民族共同价值、推动共同的价值实践,能培育价值认同,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奠定文化基础、心理基础和道德基础,以此揭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价值意蕴。
[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思想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推进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议题。中华民族共同体本质上是一个复杂的自组织演化系统,符合熵理论所揭示的生命系统演化规律。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各民族文化的载体,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系统对抗熵增的关键要素。从熵理论视角揭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系,可以明确中华民族共同体系统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助力下,从一个相对无序、分散的熵增状态向高度有序、关联的熵减状态演化的节点和机理,最终扩展出非物质文化遗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熵减路径。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应当强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始终沿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方向推进。
[摘要]在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战略背景下,如何科学有效地“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已成为国家叙事体系与文化传播体系建设中的关键议题。作为一种承载民族历史记忆与现实使命的叙事形态,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生成深植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土壤,催生于国家建构、社会积淀与个体生成交织而成的叙事动能,同时又不断在媒介环境重构中展现出新的表现特征。围绕这一复杂生成背景,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需在叙事逻辑上回应三重关切:一是以“认同建构”为价值导向,兼顾情感感染力与理性引导力;二是实现“时空贯通”,追溯“共源”与拓展“共向”的国内外场域;三是注重“结构表达”,构建“共塑-共讲-共鸣”的叙事空间,实现逻辑清晰与情感深度的统一。在具体策略层面,从“主题锚定”“视角共建”“媒介融合”入手,统筹叙事资源与表达路径,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深入开展,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提供可持续支撑。
[摘要]创新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知识生产范式,是加快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命题。19世纪以来,知识生产模式发生深刻转型,表现为从学术理论探索到社会实践的应用跨越、从单一学科桎梏到超学科交融创生、从学术社群的封闭独白到社会群体的协同共振以及从学术同行评议到社会问责对话的多维评价跃迁的四维嬉变。这一转型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推动其知识生产范式呈现为以现实问题为导向、以学科跨界为路径、以多元主体协同为机制、以反思性实践为保障的转型逻辑,具体表现在复杂性议题的知识生产动能,异质知识互融的知识生产破界,跨界联动的多元知识生产力量以及基于社会问责的知识生产评价。为回应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迫切需求,应积极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知识生产范式突围:警惕学科化陷阱,重构问题逻辑的知识生产边界;突破主体形式协同,增强跨主体性构建知识生产共同体;慎防实践场域剥离,建立社会问责的知识生产多维评价机制。
[摘要]西双版纳作为多民族杂居地区,各民族之间一直和睦相处,来往密切,形成了一套族际交往的传统文化习俗。“打老庚”“结干亲”等习俗使不同民族个体通过拟血缘关系建立起广泛的交往网络,“艮撒咋”“苏玛”等习俗将不同民族村寨连接起来,这两类日常交往习俗使西双版纳各民族建立起超越民族差异的地方共同体。其产生有着深刻的生态、生计与社会互动的社会情境本相。山坝的自然环境差异使各民族采用不同的生计方式,形成互补与依赖的共生关系,社会治理机制使各民族形成相互信任的社会资本以及各民族共同遵守的价值规范、道德体系与情感网络。西双版纳的经验既是“人类社会何以可能”这一经典社会学命题的微观案例,也提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生态基础、社会基础与价值基础的“地方经验”,这种基于生存理性和情感认同的共同体形成机制,对于边疆治理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的认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摘要]坚持增进文化认同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根脉。通过系统性挖掘、提炼与创造性转化,可形成具有明确识别度、情感共鸣力和产业开发价值的文化符号与叙事体系。共有精神家园建设视域下,文化IP赋能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源于消费社会中文化媒介带来的文化价值转化和资本增值、社群内外互动张力之间的认同重塑与符号权力重构以及文化符号转移与升维的多层次认同整合。以构建文化IP的方式赋能西北民族地区乡村振兴进而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关键在于对地区文化资源进行资源识别与符号提炼,以乡村共治激活民族地区文化IP的内生动力,同时还要深化数字技术融合与媒体传播渠道,拓展民族地区的叙事重塑与价值认同,推动对内凝聚、对外吸引的乡村振兴话语建构,继而实现文化IP高效、立体、可持续地赋能乡村振兴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深层构筑。
[摘要]各民族风俗习惯是内生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发性社会规范,具有一定的规范效力与社会整合功能。各民族风俗习惯地方立法的创造性转化,不仅有助于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也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国家认同与法治认同具有积极意义。目前,我国在生活风俗、经济生产、公共管理等领域已存在地方立法转化实践,但仍存在转化不充分、针对性不足、立法机制支撑薄弱等问题,难以系统实现地方立法与各民族风俗习惯的良性互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化建构。为进一步推动各民族风俗习惯的科学转化、有效整合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治理资源,应致力于构建兼具地方性与可操作性的立法内容标准,完善包括程序机制、监督路径和变通适用在内的立法机制,加强双语立法人才的资源配置,最终通过地方立法的主动融合与创新表达,实现各民族风俗习惯与国家法的协调发展,在法治框架内持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摘要]四川马边地区自古就是多民族共居之地,是中国古代统治从“中心”到“边缘”的过渡区域,是历代中央政府加强治理的四川民族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维护国家统一的政治意义。以“小切口”的微观史学为研究方法,以习近平总书记的“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的论断为研究视角,可以看到历代中央政府对马边地区的开发和治理,造就了马边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马边地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与和谐共处。清乾隆时期,为了加强对四川民族地区的治理,设立马边厅并授予“马边通判官印”,将马边地区纳入了国家统一的治理秩序之中,体现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的特征。“马边通判官印”的出土,见证了马边地区葬、汉、苗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说明了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史;见证了清政府加强四川多民族地区开发与治理的历史,说明了各民族人民共同缔造了伟大的祖国,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发展与昌盛;对当今加强民族地区的治理,实现民族地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要]楚艺术是中华文化极具辨识度的标识性符号,在中国艺术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然而其当代转化却陷入表层符号移植的困境。以霍米·巴巴“第三空间”理论、麦克卢汉媒介论及刘纲纪界定的楚艺术美学特质为理论支撑,将当代水墨作为楚艺术精神转化的核心载体,可探究楚艺术当代转化的创新路径。楚地水墨艺术家从楚艺术“发愤抒情”与“流观意识”两大核心特质切入展开创作实践。刘一原承接屈原士人传统,深耕表现性水墨,融合楚艺术悲情底色与当代生命体验,构建出富有人文内涵的“心象风景”;刘子建深挖楚艺术宇宙时空观,开拓实验水墨疆域,打造出属于科技时代的“黑色时空场”。二者的艺术实践均呈现出“传统基因—第三空间—媒介转译”的三阶动态模型结构。这一实践样本彰显了中华文化标识性符号的文化韧性,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化提供了重要参考,也为构建中华美学新格局注入了鲜活的地域文化活力。
[摘要]“中华文化符号”作为连接多元文化资源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象征形态,近年来逐渐成为民族学、人类学与文化研究等领域的交叉议题,但相关研究仍缺乏对这一议题整体知识结构与话语演进路径的系统梳理。以中国知网(CNKI)CSSCI来源期刊与中文核心期刊文献为数据来源,筛选出2008—2025年有效文献253篇,运用CiteSpace 进行关键词共现、聚类、时间线与突现分析,构建中华文化符号研究的知识图谱并归纳其阶段性演化特征。该领域逐渐形成以“文化符号”为枢纽的关联结构,呈现由文化事象阐释、符号理论化表达向认同整合与国家叙事拓展的层级递进格局;话语演进的重心经历了由经验实践、国家形象向文化共享与国家认同的转移,研究取向由意义解释转向机制分析与规范建构。民族学视角强调将文化符号置于具体社会情境与多民族交往实践中考察,有助于从生成机制与共享逻辑层面理解中华文化符号的整合功能,为梳理该领域知识谱系及未来研究方向提供参考。
[摘要]中国民族类博物馆自20世纪初萌芽,历经百余年发展,已成为传承中华文化多样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其建设历经四个发展阶段,每个发展阶段都呈现出相应的时代特征:20世纪初至1949年探索奠基阶段,民族类博物馆建设开始探索性尝试;1949年至1965年起步阶段,以省级博物馆建设为核心;1978至21世纪初繁荣发展阶段,国家—地方多层级民族类博物馆体系形成;21世纪初至今深化发展阶段,全面呈现多元一体中华文化。民族类博物馆在文化本体、经济发展、社会认同三个层次具有深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多重功能:文化本体维度强化中华文化全面传承;发展动能维度促进文化产业与区域经济协同提升;社会认同维度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效应。展望新征程,中国民族类博物馆应建设数字化、智能化与国际化文化展示与对话平台,鼓励多元主体共建共享常态化、体系化的参与机制,同时着力构筑民族情感归属与价值认同的精神文化高地。
[摘要]西北边疆民族地区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战略支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兼具维护国家安全、促进民族交融、传承生态智慧三重使命。从历史脉络与当代实践视角剖析中华民族共同体在西北边疆场域建设,能够突显国家民族建设逻辑、传承边疆治理历史经验和民族文化整合的价值重构等价值意蕴,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意义重大。当前,西北边疆治理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需坚持多维实践进路,应以物质基础“硬防御” + 社会文化“软联通”模式来筑牢“利益边疆”,维护边疆社会长治久安;以创新民族特色产业,推动边疆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边疆民众的民生需求,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以“三交”增进各民族间团结进步,在加强“互嵌式”民族社区建设中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实现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关系和谐;以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探索边疆民族地区合作共贏发展道路,强化边疆生态文明建设;以数字技术赋能边疆治理,完善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机制,提升边疆民族地区整体治理效能。
[摘要]边疆共同富裕的关键不在于数字化投入的简单叠加,而在于数字要素能否被组织成可持续转化的发展机制。基于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广西、云南、西藏、甘肃、新疆9省区2015—2023年面板数据,从技术、组织与环境三个维度重构数字生态系统,运用动态QCA考察其驱动边疆共同富裕的组态路径及其时空演化可以揭示:单一数字生态要素均不构成高水平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但数字政府治理能力与民族团结数字关注度的重要性呈逐年上升趋势;识别出四条有效组态,并归纳为“产业一团结”协同型、“人才一治理”集成型和团结补偿型三类路径模式,其中“人才—治理”集成型路径覆盖度最高,说明数字红利的转化效率更依赖人才供给与制度化治理的协同。各类路径均存在阶段性波动,且团结补偿型路径在西北边疆的依赖度更高,说明社会整合基础在特定条件下可对技术与治理短板形成阶段性补偿,但其效应具有明显边界。从组态视角揭示数字生态系统作用于边疆共同富裕的差异化机制,可为边疆地区共同富裕的分类推进提供新的解释框架。
[摘要]依托《清实录》《钦定藏内善后章程》等历史文献,结合西藏方志与驻藏大臣奏折,系统考证清代西藏城市的转型路径与治边功能,可以揭示其在维护国家主权、巩固边疆稳定、促进民族交融中的战略价值。清代西藏城市的兴建与发展,是清中央政府治藏政策体系化推进的核心实践。清廷通过驻藏大臣制度的制度化建设、军事防御体系的空间布局、商贸网络的层级构建及宗教治理的策略调适,在西藏构建了以拉萨为政治中枢,以日喀则、昌都、江孜等为区域支点的城市体系。这些城市既是行政管控与军事防御的战略据点,亦是汉藏经济整合与文化交融的枢纽平台,其发展轨迹深刻印证了“城市建设一边疆治理—国家统一”的内在逻辑。西藏城市的发展历程,从政治整合、经济联动、文化互鉴、社会互动等维度,完整呈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构建过程。
[摘要]明朝将青藏高原东缘的松潘、龙安府、茂州、邛州直隶州、雅州直隶州等地视为边疆治理要地,以官学为核心推进“文德以化远人”的教育策略。通过国子监学、府州县学、社学等办学形式,构建起以儒学传播为主导的官学体系,促进了官方教育在民族地区的发展。这一教育体系在实践中取得多重成效:在人才培养层面,为当地培育了兼具儒家文化素养与地方事务管理能力的知识群体,实现了国家在边疆社会培养人才队伍的目的;在社会治理层面,通过《大明律》与儒家伦理的双向浸润,有效促进了民族地区公序良俗的形成,维护了边疆稳定;在国家整合层面,官学教育成为边疆内地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培育了边疆民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对国家的认同,其构建的“制度—文化”互动模式,为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