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推动“科技—产业一金融”良性循环,是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选择。本文讨论了推动“科技一产业一金融”良性循环的理论逻辑,强调科技、产业、金融是三个独立运行又相互联系的领域,能够形成互为牵引、双向作用的循环模式,并内嵌于所处的经济体系和发展范式之中。基于此,阐明了“科技一产业一金融”良性循环的实践要求,分析了我国“科技—产业一金融”循环面临的堵点和卡点,进而提出“科技一产业一金融”良性循环的思路和主要路径。强调以加强科技创新为“科技—产业一金融”循环注入源头活水,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增强“科技一产业一金融”循环的内生动力,以金融供给体系的适应性调整为“科技—产业一金融”循环提供强大支撑,以体制机制创新为“科技—产业一金融”循环提供保障,并聚焦补齐金融服务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短板提出对策建议。
摘要:近年来,国内外形势深刻变化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形成巨大冲击。受多重因素影响,内需不足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之一。把握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将坚持扩大内需为主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支点,要注重提振社会消费、促进消费转型升级、推动投资有效需求合理增长。有效扩大内需总量、着力挖掘结构性消费需求潜力需要抓好以下工作:增强市场对经济景气的“信心”,引导形成良好的市场预期;强化市场需求信息发布,引导供给结构积极跟从需求结构变化适时调整优化,增强生产与消费的适配性;积极落实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完善劳动者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等举措;重视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依法保障劳动者的法定作息时间与休假,让消费者有时间消费。
摘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提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旨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并提升国际竞争力。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具备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战略选择。中国在近现代历史中,曾因生产力落后而陷入被动,但新中国的建立和改革开放,使中国通过制度优势、市场规模与科技创新的结合,逐步补齐了发展中的短板。面对国际竞争与内部挑战,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需要平衡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的关系、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未来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关系、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的关系、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的关系。尽管外部环境复杂,但中国凭借历史积淀的战略根基与持续的创新动能,有望在全球科技革命中实现从“跟随者”向“引领者”的跨越,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摘要:长期以来,地方公共领域高度依赖政府投资和政府信用支持,不仅增加了地方债务负担,不利于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而且“挤出”了社会资本特别是民间资本的投资机会。地方公共领域投融资模式转型是公共领域市场化、产业化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理顺地方政府、企业和金融资本三者责权利关系的必由之路。推动地方公共领域投融资模式转型要从高度依赖地方政府信用的模式走向政府信用与企业/项目信用相结合的“双轮驱动”模式,从而不仅减轻地方债务负担和降低潜在债务风险,也为社会资本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推动公共领域投融资模式转型的主要任务和工作重点包括,科学确定地方政府投资边界、合理划分公共领域三类项目及其投融资模式、大力推动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和积极审慎引入特许经营/PPP模式等。
摘要:解析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平衡关系,首先应阐释实体经济、虚拟经济的概念,界定这两个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并进一步明确经济“脱实向虚”在经济循环中的内涵与发生机理。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资本循环理论,“脱实向虚”内涵可以被概括为“社会经济的整体失衡状态”,其发生机理是在产业结构的变迁过程中,所形成的“三种过剩”(流动性过剩、信用过剩、生产过剩)的衍生结果;数字经济作为显性影响因素,正快速、深入地渗透到“三种过剩”的形成过程,重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边界。本文认为,实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动态平衡,需要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上,对经济“脱实向虚”的内在机制及发生机理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摘要:优化重大基础设施布局有利于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有利于经济与人口协调发展。本文着眼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从我国经济与人口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出发,研究通过优化布局重大基础设施来促进经济与人口协调发展。研究表明,重大基础设施通过经济效应和人口效应,影响生产要素集聚或扩散、人口流入或流出。投资布局重大基础设施,需要重点分析研判其与生产力发展、经济结构、人口动态、空间结构、制度机制等匹配关系。面向“十五五”乃至更长时间,为充分发挥重大基础设施的基础性作用,从创新、一体化、协调、绿色、共享发展等方面,提出了一揽子优化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布局的政策建议。本文通过展现重大基础设施影响经济与人口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揭示相关作用机理,为明确下一步可研究实施的一系列重大基础设施投资方向提供参考。
摘要:大宗商品是具有战略意义的特殊商品,是事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战略物资。期货市场是大宗商品市场的关键组成部分,积极发挥着形成合理价格、改善风险管理、优化商品布局等重要作用。近年来,期货市场较好反映了大宗商品市场供需变动情况,但服务大宗商品保供稳价的能力有待提升,例如大部分大宗商品套期保值范围受限,交割仓库有限,经营主体参与度不高等。基于此,本文从完善期现货市场价格监测分析与预测预警机制、夯实大宗商品及重要工业原材料供应基础、充分发挥我国商品期货市场功能、引导企业积极参与期货市场、推动期现货风险管理和联动监管等角度提出相关建议。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本文针对这一重要问题,首先梳理了我国主要省市推进四链深度融合的实践探索,即围绕产业链推动四链深度融合,强化创新链的引领作用,完善落地平台,以及优化生态系统。其次深入剖析了四链深度融合存在的问题,即供需不匹配的难题,科技型骨干企业的引领支撑作用有待增强,落地平台亟待培育,以及相关机制亟待完善。最后针对如何推动四链深度融合,提出应打通四链深度融合的堵点断点,整合中央和地方的财政科技投入机制,探索科技型骨干企业与中小微企业技术转让双向互动机制,完善财政资金资助形成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提升资金链在四链深度融合中的促进作用,打造四链深度融合试验区,以及加快补齐人才链短板。
摘要:在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中,一直存在着有关农产品进口与粮食安全之间的关系问题及相关争议。随着国际與论的变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单边主义和粮食危机在近年来日益突出,特别是“粮食武器”等观点对农业全球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应对这些挑战,通过农业海外投资获取粮源并扩大农业开放以提升生产效率已成为重要手段。本文立足于中国农业国际合作的实际情况,探讨了农产品进口与粮食安全、农产品贸易与农业投资之间的关系,并对这些议题的价值判断进行校准。研究结果表明:对中国而言,“粮食进口不等于粮食安全风险”,而是经济需求驱动的产物;农业国际投资并非确保粮食安全的最佳选择,相反,农产品进口的多元化与贸易高价值化更为有效;未来农业国际合作的关键方向应当是农业服务贸易。基于农业国际合作的动态变化,本文提出了相应的策略调整,旨在客观呈现中国和全球农业的趋势特征,并为中国粮食安全与人类福祉提供决策参考。
摘要:随着我国灵活就业规模持续扩大,相关劳动权益、社会保障等问题日益突出。日本作为“终身雇佣制”的典型国家,近年来非正规雇佣占比显著上升,其非正规雇佣中非全日制、有期限以及派遣/外包等雇佣特点,与我国灵活就业的涵盖范围大致重合。本文从历史纵向视角,系统梳理了日本非正规雇佣政策的发展变化,并总结出主要特点,即系统协调专项立法与既有法律法规、注重待遇公平、多举措促进就业稳定以及政府主导多元职业培训。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本文提出应明确灵活就业范围与分类并纳入常规就业统计、出台专项立法提升权益保护、推动财政与市场协同发力,以及构建多元化职业培训体系的政策建议。
摘要:粮食主产区始终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这一国之大者的中坚力量,自2003年正式划定粮食主产区距今已20余年,有必要对其粮食生产形势与地区发展态势进行系统分析。本文在梳理粮食主产区的由来背景的基础上,对粮食主产区成立以来(2003—2023年)的粮食产量情况进行全景式分析,发现粮食主产区粮食贡献水平已提高至 78% ,且集中在少数几个北方省份,主产区各省份总产量与人均产量大都处于全国前列。粮食主产区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上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但是一些省份面临“工业小省、税收薄省、财政穷省、经济弱省、生态脆弱省”的情况,“粮财倒挂”困境仍未根本扭转。随着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发展与区域产业分工日趋同化,上述问题更加突出,亟待引起重视并采取有力措施扭转这一困境。
一、世界经济 表1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年 =100 ) 表2世界贸易量增长率(上年 =100 ) 注: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5年4月预测。 表3消费者价格涨跌率(上年 =100 ) 单位: % 注:(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进行汇总,预测频率为季度。(2)世界银行按汇率法进行汇总,预测频率为半年度。(3)英国共识公司按汇率法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