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深度推进破除市场壁垒改革是基于大国经济、文明底蕴、先进制度优势,以畅通对内对外开放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必然选择,更是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在自然生成型、文化引致型、行政驱动型壁垒之中,人为因素多、连锁反应强、纠偏难度大、不确定性高的行政驱动型壁垒是我国深度推进破除市场壁垒改革最突出的目标。中国应当依循有效控制自然生成型和文化引致型壁垒、重点清除行政驱动型壁垒的改革思路,以数字技术赋能塑造“法律准绳—数智治理—人力辅助”协同互补的监管生态,强化政府部门服务型属性和清单式监管体制,构建由中央主导和扁平化直管的市场监管架构,形成协调互促、目标统一的政策合力,充分释放国内需求潜能和市场机遇。
摘要:扩大制度型开放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进入新阶段后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达到一定水平后的进一步开放,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要求。制度型开放概念虽然提出不久,但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开放实践。在回顾中国制度型开放前期探索、考察世界主要经济体制度型开放的实践和经验、分析中国提出制度型开放的时代背景和战略要义、论述中国推进制度型开放具备的条件和面临的挑战的基础上,提出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的建议:统筹制度型开放的“引进来”和“走出去”,以服务业开放为重点,加强“边境上"和“边境后”开放与监管措施的一体化构建,在强调防风险的同时积极抢抓战略机遇,密切改革和开放的配合联动,创新商签自贸协定的方式,充分利用现有全球经济治理平台并前瞻谋划新机制,在促进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引领国际新制度构建的能力。
摘要: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推动科技创新作用的充分发挥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支撑。进一步发挥国有企业推动科技创新的作用,是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掌握科技竞争战略主动的必然选择,也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然要求。“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分类导向,根据不同类型、层次和所属行业国有企业功能定位、特点和优势,进一步发挥其推动科技创新作用。同时,要按照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全链条进行创新链、产业链布局,在前端聚焦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在中间环节聚焦突破“卡脖子"和行业共性技术,在后端价值实现环节聚焦技术推广应用,强化场景驱动创新。此外,国有企业要在筑牢自身创新根基、进一步提高自主创新特别是原始创新能力的前提下,通过开放协同带动各类主体融通创新,构建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有机创新生态,形成“自身强、带动广、生态优”的系统化创新格局,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科技强国发挥应有作用。
摘要: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极大丰富了贸易强国新的内涵。“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贸易强国,要从之前的“三大支柱”转向“五大支柱”,即在优化升级货物贸易、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的同时,进一步深化国际经贸合作,更好维护贸易安全。“十四五”时期,中国在推动贸易强国建设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但外贸“大而不强”的状况仍未根本改变。“十五五"时期,中国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或将面临诸多风险挑战。针对这些风险挑战,可重点从拓展中间品贸易和绿色贸易、推进系统性创新、有序扩大数字领域开放、加强全球南方合作、健全贸易风险防控体系等五方面加以施策,不断夯实贸易强国建设的五大支柱。
摘要:以实体经济为根基的现代产业链建设是当前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对以实体经济为根基的现代产业链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人工智能通过节点赋能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通过链条赋能促进现代产业链协同优化、通过生态赋能重塑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实践中,人工智能赋能现代产业链建设仍面临多重制约:微观层面表现为企业转型动力不足,中观层面存在产业链协同困境,宏观层面受制于技术、环境等多重因素制约。促进人工智能赋能现代产业链建设,应激活微观主体的能动性、完善中观协同机制、强化人工智能赋能的宏观支撑。
摘要: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已经成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以大数据集、预训练为典型特征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深刻改变了制造业生产模式和形态,在研发设计、制造生产、经营管理等制造场景中感知决策赋能,促进了制造业效率变革、质量变革和动力变革。我国人工智能大模型在制造业领域的应用呈现快速渗透、由点及面的趋势,但存在场景碎片化与模型复用适配、制造精度要求与模型信任、数据离散与模型训练、规模依赖与效益壁垒、产业链协同与知识共享等难点和挑战。应加强模型体系化开发与场景适配、构建大模型可信认证和互补机制、强化工业数据治理释放数据效能、打造大模型算力普惠性应用环境、搭建大模型赋能的跨域协同机制,强化人工智能大模型赋能作用。
摘要:破除区域经济发展路径依赖,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造发展新引擎,是新时代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区域生产要素、需求条件、产业协同及企业战略的创新调整。这些要素不仅构成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更是区域竞争优势的重要体现。基于“钻石"模型理论框架,从区域竞争优势的视角出发,系统探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机制。研究发现,生产要素作为基础支撑,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需求条件作为市场导向,牵引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纵向和横向产业协同发展,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生态;通过优化企业战略,可以为企业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发挥引领作用提供坚实支撑;政府和商业机会能够强化生产要素、需求条件、产业协同、企业战略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依托区域竞争优势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应激发生产要素价值,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奠定基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推动新质生产力培育进程;促进产业高质量协同,优化新质生产力发展生态;鼓励龙头企业科学制定发展战略,强化其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体地位;发挥政府引导效能,营造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环境;洞察商业机会,前瞻性研判新质生产力发展趋向。
摘要:面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企业碳管理,以“碳活动”为新对象,以系统提升碳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目标,是基于新型管理职能所构建的管控规则、流程和持续改进机制。作为一个新兴管理议题,企业碳管理蕴涵着丰富的范式革新色彩,具有鲜明的高创新性、高协同性和高价值导向性,并集中体现在三方面:以“碳中和”为锚点的愿景和使命特征、以“战略一致性”为特质的社会责任承担形态、以企业碳活动规律为新基准的管理体系重塑。在推动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亟须从制度环境、治理模式、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市场驱动机制等方面加强政策引导,促进企业建立健全碳管理体系,持续提升以专业化、体系化和系统性为导向的碳管理能力。
摘要:在中国经济社会深刻转型的关键时期,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构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互补、协同、循环的辩证统一框架。面对传统投资边际收益递减、社会主要矛盾突出及全球科技竞争加剧的现实,中国虽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上取得显著成效,但仍面临投资周期错配、行政壁垒林立、评价体系“重硬轻软”及供需错配等困境。为此,必须完善政策框架体系,建立长周期绩效考核体系以平衡短期回报和长期价值,打破政策孤岛以实现协同推进,完善综合评价体系以彰显人力资本的无形价值,强化需求导向和精准施策以提升投资效率,最终在“物”的效能提升与“人”的潜能释放的良性互动中,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根基。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我国绿色技术创新取得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在多领域实现全球并跑乃至领跑,不仅有力支撑了生态文明建设,开辟出绿色低碳产业新赛道,更在全球气候治理和绿色转型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引领作用。不过,实践探索走在了理论研究的前面,现有绿色技术创新理论体系尚不足以充分阐释中国绿色转型实践中蕴含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智慧。以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根本遵循,运用系统观念和辩证思维,在深入比较马克思主义绿色技术观、外部性理论、熊彼特创新理论、绿色创新价值链理论、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等不同理论视角的绿色技术创新逻辑的基础上,批判性继承并发展新熊彼特学派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尝试构建“国家绿色创新系统理论”。这一理论新框架以新型举国体制筑牢绿色科技创新的制度优势,利用数智技术赋能驱动绿色创新范式根本性变革,通过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政策链“五链"深度融合构建协同共生生态,以跨区域协同拓展绿色发展新格局,系统阐释了国家绿色创新系统的制度基石、时代特征、组织模式、空间战略及其内在运行逻辑。这一理论探索具有多维价值:推动创新体系理论向绿色维度深化和拓展,实现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的全面绿色转型和中国范式凝练;体现了系统观念下的创新集成,构建了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在绿色维度上有机统一的组织模式;前瞻性回应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要求,建立了数智技术全面赋能绿色创新的系统性理论框架;在开放视野下彰显中国智慧,倡导通过国际绿色创新系统协同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摘要:中国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高技术产品出口激增,源于自身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持续技术创新的比较优势,是由开放经济条件下需求增加驱动的,而非依靠政府补贴。当前,美国等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的“产能过剩"指责,折射出其对中国竞争力崛起的战略焦虑,其真实动机是试图通过限制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国际竞争力,维护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主导地位,体现了泛安全化背景下全球经济治理的大国博弈。从全球经济治理博弈的视角出发,通过产能利用率、销售渗透率等实证数据分析,批驳“产能过剩论”的理论谬误和现实矛盾,揭示其背后全球价值链规则重构的深层博弈,并为推动建设性的全球治理改革提供政策建议。
摘要:基于2010—2022年我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以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检验其对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水平稳步提升,呈现“东部领先、中部稍逊、西部追赶、东北滞后”的融合特征。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显著推动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并且该影响在东部、一般行政等级、高执法强度的城市中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对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的推动作用主要通过加强政府战略引领、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促进高技能人才集聚来实现。此外,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能有效缩小城市、城市群、南北地区、“胡焕庸线"以东和以西地区、沿海与内陆地区、大中小规模城市之间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相对差距,缓解融合进程中“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