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烽火连天的冀中抗日战场上,王林和他的长篇小说《腹地》,都称得上具有“传奇性”色彩。目前,对这位被埋没作家和作品的研究并不充分,尤其缺少内在于文学创作的史料的辨析和整理。不过,如果从文艺家、心理现实主义和战地多重矛盾性的关系看,想较为全面深入地把握这一现象,还有不小困难和距离。本文选择“日记”做对象,主要是它具有私人性和公开性的复合特征,而探讨的阻碍或动力也在于此。
内容提要:晋察冀前期秧歌舞讨论是由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延展、生发出来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是晋察冀前期秧歌舞讨论的引子,而真正构成讨论基础的是晋察冀边区业已广泛开展的秧歌舞实践。在秧歌舞的利用问题上,虽然发生了争论,但争论双方均承认秧歌舞有利用的价值,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在秧歌舞的发展问题上,冯宿海主张向“街头化”的“歌舞剧”发展,而当时的主流意见则是向“舞”发展,因此,其观点在讨论时遭到了质疑和批评。晋察冀前期秧歌舞讨论不但强化了理论与实践的联系、推动了晋察冀文艺工作的发展,而且后来对延安文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延安新秧歌运动中秧歌剧(广场歌舞剧)的出现,却又证明了冯宿海相关观点的价值。
内容提要:以《创业史》和《三里湾》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文学的角度再思考195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中的家国关系问题。新中国要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将农民组织到现代社会主义国家结构中,在现实中必须面对、回应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与传统的乡社家族结构问题。传统乡社家族在当时的历史现场中,既是农民现实生产生活中的普遍方式,也是他们普遍的意识形态认同。两部作品都在“两条路线斗争”的时代大叙事中呈现了乡社家族结构在社会主义国家构想中的存在及其引发的问题,也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创业史》将两者作为二元对立矛盾,提出了用阶级关系取代传统家族关系的改造方案。《三里湾》则提出在既有乡社家族结构中发展社会主义的方案。对这一问题的再认识和对这两种方案的再反思,有助于今天清理20世纪遗产、重新思考社会主义历史和未来。
内容提要:文学意义上的乡土与城市并非单纯的地理空间,其携带的文化信息,需要进一步在现代性的视域中被阐释。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中,乡土和城市分别指向“传统”与“现代”两种话语。两种话语并置在城市书写中相互叠加,彼此渗透,一方面重新定义了新世纪以来“城市文学”和“乡土文学”的地理空间与文化边界,另一方面也为“地方”建立起新的经验表达。这种城市书写的新样态,深刻记录了中国社会经历现代化洗礼的动态过程,也折射出当代文学处理“传统”/“现代”“地方”/“中心”之辩证关系的多元路径与丰富形态。
内容提要:新时期商品经济发展唤醒大众世俗生活意识,市民社会富裕以后的生存和伦理问题逐渐中心化,创作者在以此为焦点向世俗生活敞开怀抱的过程中创造了市井小说类型。它在四十多年发展中历史化地衍生出多样性叙事变体,也形成了结构性和稳定性的叙事主题,即经济理性背后的功利主义价值观与传统礼俗社会尊崇的理想主义的对决冲突构成市井小说的类型成规。不同市井小说以共性的题材凡俗化、价值观世俗化以及语言俚俗化,凝聚了新时期以俗为美的市井美学,这在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创作生态中意味着向传统精英文学观念的挑战和叙事实践的冒险。市井小说虽然表现出思想的先锋性和革命性,但对市井隐匿的历史惰性和“平民”差异性遮蔽以及审美中庸化仍是它需要警惕的问题。
内容提要:目前关于新大众文艺的几个初步判断,其实都存在不少可供探讨之处,需要我们进一步梳理和分析。今天大多数的论述都指出,新大众文艺是百年来中国文艺大众化道路的必然结果,其实,当今的“新文艺”与历史上的大众化运动在来源和功能上还存在不容忽视的差异;耐心观察那些被人们常常提及的新大众文艺范例,其“大众”“平民”或曰“底层”的含义其实颇为复杂,不可简单概括,以“素人写作”来描述新大众文艺的特色并没有抓住真正的历史个性。总之,当前新大众文艺的发展尤其是关于它的学术研究尚没有到达一种焕然一新、个性彰显的程度,它依然等待我们作出全新的观察和革命性的理解。
内容提要:网络文学作为新大众文艺的代表性类型,其发展贯穿中文网络文化进程。如今所说的网络文学主要是文学网站产品,写作者具备新媒体劳工、内容生产者和消费者等复合身份;然而早期网络写作曾是逸出劳动之外的抒情社交,其自发行为更具备人民性,也更契合人们对新大众文艺的认识。中文网络写作群体也伴随网络技术普及经历了转变,从具备优越文化资本的知识精英,成为以新语言描绘新感受、在网络交流中积累新媒体经验的新大众。与主体变迁相关,网上文学写作首先显现出网人自发建构新文化生态的意愿,后期则在大量文学产品中表现出新媒体对社会生产方式、关系模式和劳动力结构的改变。网络文学发展并非单线单向,其商业化前后虽然拥有统一“姓名”,本质却截然不同。从历史角度看“新大众文艺”可以有与当下不同的差异化想象空间,考察新大众文艺需具备历史眼光,早期网络文学发展历程对研究新大众群体的生成意义独特。
内容提要:新大众文艺的概念自2024年正式提出以来成为文艺领域最受关注的核心议题,这一概念让互联网时代广泛存在的普通人参与文艺创作的现象获得新的理论解释。从创作媒介与生产机制的角度,新大众文艺可以分为文学创作类、网络视听类和群众文旅融合类。由于新大众文艺的数字化、业余性和群众性,对新大众文艺的评价不应该只是用专业化或市场化的单一标准,而应该强调其参与性、公共性和社会性的多元评价维度。新大众文艺的出现使得既有的文艺格局发生变化,形成专业化文艺生产、商业化文化产业和群众参与式新大众文艺的新文艺生态。新大众文艺是对人民文艺传统的数字化传承,在建设基层文化、凝聚社会价值中发挥着实践意义。
内容提要:以阶级内涵为基础的“大众文艺”和以满足美好生活期许为内涵的“大众文化”,这两个概念在20—21世纪中国的文艺场域中既此消彼长又相互渗透。“新大众文艺”既是这种关系嬗变的直接产物,又是二者关系变迁的明证。尤其需要注意,在“新大众文艺”的生成过程中,大众文化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形塑作用,“新大众文艺”在受众范畴、艺术形式、思想内涵及其传播模式等方面,都与“大众文化”有着内在的相通性。近年来广受关注的“文学出圈”现象,则是“新大众文艺”的典型体现。
内容提要:当“硬科技”深度介入社会生活,文学如何回应科技创新及其主体,已成为亟待探讨的议题,以秦北长篇小说《掌心》为切入点,可考察新大众文艺在科技书写领域的突破与探索。《掌心》的创作实践标志着新大众文艺在科技书写上的三重变革:叙事主体从“作家想象”向“行业自述”迁移,内部视角带来叙事权威与审美质地的转换;技术从背景性元素上升为主体性题材,芯片产业链运行成为情节动力;叙事方式自觉吸收科技逻辑,在人物塑造、隐喻建构与结构节奏上形成与科技产业同构的叙事范式。三重变革彼此联动,共同构成新大众文艺在“硬科技”书写上的一次系统性探索,为高度技术化的现实寻找到与之匹配的文学表达。
内容提要:梁永生是当代著名作家郭澄清长篇抗战小说《大刀记》的主人公,他在复仇、流浪和革命的变奏中完成了从民间草莽到抗日英雄的身份转换。复仇体现了梁永生的侠性心态和侠者自觉,但复仇行为蕴含非现代性成分亟待改造;流浪中的遭遇及光怪陆离的社会乱象加深了他对社会生态和阶级斗争的认知,也使他的文化心理结构逐渐发生转变;革命使梁永生的抗争从自发走向自觉,传统侠文化在他身上得到了改造和升华,并最终使他成长为一位革命战士、抗日英雄。小说文本蕴含着双层逻辑,表层是梁永生复仇的过程,深层则体现了革命话语对侠文化的改造。
内容提要:周立波创作《山乡巨变》注重情感书写,呈现出建构“情感共同体”的意向,在深层次上又与合作化运动这样宏大的社会政治运动相呼应。小说文本“情感共同体”叙事机制包括情感互动空间的建构,情感的“移情”模式以及新的内容和规则下情感形态的重构等方面。作者以细腻感人的笔法表现了政治共同体建构过程中情感共同体的种种面相,并且为政治运动的史诗性书写提供了丰厚的基石。同时,小说中“情感共同体”的文学想象还存在一些不足,这为当代小说的地方史书写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内容提要:基于田汉对1960年前后社会现实的认识和理解,《谢瑶环》的“为民请命”具有相当的现实合理性和舞台启示意义,既反映了观众的愿望要求和心理诉求,又保证了剧作的演出效果能够对现实有所裨益。就“为民请命”的内容层面来说,它与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及其领导的革命实践和建设实践相当一致,但在形式层面上,又与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有所抵牾,这种“纠结”,既导致了作品具有一定的审美张力,又容易引起价值认定上不必要的“误会”。由此,1960年代中前期,围绕《谢瑶环》“为民请命”的“现实主义”和“教育作用”,部分评论者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内容因素,只是从形式方面对作品及剧作家进行激烈的学术批判和政治批判。
内容提要:李宏伟新近发表的长篇小说《激情》,是一部以现实主义为底色、以现代主义为技法的小说。它直面当下不同群体普通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表达了他们难以超越的现实景况。当“燃烧岁月”的激情褪去之后,李宏伟发现了另外一种变异的“激情”的存在。这种激情可以理解为狂躁、焦虑或无地彷徨。在中国现代性——从乡村奔赴城市的过程中,一种不曾经历的精神状况不期而至。李宏伟敢于面对并强势做出艺术处理,显示了一个作家的敏锐、勇武和艺术良知。与其说这是小说人物的“激情”,毋宁说,这更是作家李宏伟的创作激情。小说的“团块”结构和最后的生死讨论,既有先锋小说的鲜明特点,也使作品充满了“万古愁”的哲学意味。
内容提要:张者的新作《天边》以兵团二代的成长史为经纬,通过“天边”这一虚实相生的核心意象,构建了一套丰富而深刻的新疆想象与记忆诗学。“天边”既是承载酷烈生存体验的边陲场域,也是映照身份焦虑的现代性彼岸,更是凝聚代际情感的历史记忆之场。小说借助姚远、黄建疆、李军垦三人迥异的命运轨迹,展开个人心灵史与边疆现代化宏大叙事的同构对话,并以上海、河南、四川等多地文化的空间交叉,生动地呈现了新疆兵团作为多元文化融合体的意义逻辑。通过对个人记忆的审美重构,张者将个人乡愁成功转化为集体“信物”,最终以“胡杨”这一坚韧的文化隐喻,完成了对兵团精神的价值锚定与意义升华。
内容提要:刘亮程的长篇小说《长命》将鬼魂作为核心叙述对象,而其形成的文本线索和文化逻辑根植于中外文学的鬼魂叙事传统及刘亮程自身的写作脉络中。小说突破了现代科学话语对鬼魂叙事的遮蔽,激活了鬼魂连接家族史,重构乡村文化心理结构及恢复有灵性生活的功能。乡村礼俗、礼法及其构成的乡村问题借此被重新理解,为乡村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提供了新的路径与书写模式。尤其是魏姑通过招魂将乡村的人、事件、场景、道德主体和文化演进相互串联起来,发现了乡村隐秘往事如何对当下生活构成决定性力量,引导读者重新整合道德主体内部相互脱节的历史线索,这拓展了我们对乡村新人的理解维度。
内容提要:侯志明的《棋盘山下》聚焦“50后”“60后”一代人的成长史。小说深度介入现实,体现出浓郁的批判现实主义色彩,深刻揭示出现实痼疾与人性异化。作品浸润着民间野性思维,是一部充满着粗狂气息与民间野性思维的作品。这是鲜明的地方化书写,棋盘山作为命运场域与文化根系,在作品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神奇的土地孕育出野性的力量。从地方出发,《棋盘山下》也彰显出作家的宇宙意识,这是中国文学传统的延续,通过宇宙意识的哲学升华,将人物的创伤、漂泊与最终归宿,置于“物我不分”的宏大天地秩序中进行审视,追问生命在偶然与宿命间的终极意义。小说由此超越了具体的社会问题叙事,成为一部融合家国史诗、地域志与存在论寓言的复合型作品。
内容提要:本文以王国猛近十年出版的十部散文集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其散文创作的思想主题、语言形式与文化传承。研究采用文本细读与比较研究的方法,将其置于中国古典散文传统与当代学者散文谱系中进行多维审视。研究发现,王国猛的散文以“根柢经史”的深厚学养为底色,在思想层面践行了古典文化的现代阐释、现实社会的理性反思与精神家园的诗意建构;在语言形式上以短小精悍的篇幅融合古典韵律与现代语汇,形成骈散结合、雅俗共赏的新古典语体;在文化传承上自觉接续六朝文章、唐宋古文与明清小品文脉,努力实现义理、考据、文章三者的融通。其创作在继承学者散文智性传统的同时,以跨文体实验拓展了当代散文的文体边界,体现了从古典传统中汲取养分、在当代语境中寻求创新的可贵探索。
内容提要:房伟小说存在明显的互文现象,包括单篇小说和单个小说集的文内互文、小说文本间的互文以及小说与前文本的互文。具体来说,文内互文主要包含副文本与正文互文、文体互文;小说文本间的互文聚焦房伟书写的主题,围绕其小说的三大题材展开论述;小说与前文本的互文主要在于对古今中外经典文学作品的引用和戏仿。这些互文现象关涉文本内外,共同构成了房伟小说的对话性特征。“互文性”是一个无法被单一结论定义的概念,它本身具有的开放性、对话性成为解读小说的前提,以互文性视角对房伟小说进行系统观照,可以更贴近房伟小说的内里,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小说的内涵。
内容提要:陆春祥散文创作中的富春江,与江南流动的文脉之间,具有紧密而多元的牵连,其中无不映射着历史与当代的文化交汇。他的散文往往周旋于时空之维的精神主体和文化界域,呈现出来的是与自身散文的抒情美学一以贯之的气脉。陆春祥常常感喟于历史潮汐之日夜奔流,通过文字与修辞加以烛照之、审思之,从而将流动中易逝的世俗、情感与哲思,经由古与今、中与西、南与北的关联对照,实现对于文脉的表述和文化之塑形,从而使之得以永固。
内容提要:张炜的长篇小说《河湾》称得上一部当代生活的告别之书与重建之书,其用想象一种可能生活来重启生活的无限可能性,从文化考量与艺术表达双重维度上揭示了从现代性向当代性转换的重要命题。从当代性视域考察《河湾》如何将可能生活鲜活精妙地呈现于雅文学之美中,又如何将揭示和表达文学与生活这组重要关系命题推向新的高度、深度,是本文论述的重点所在。
内容提要:驾驶一辆自己的车,是留学期间重要的出行方式,同时也是她小说中频频出现的叙事动作,这体现了作为女性写作者的,观察、体验、把握那个异域世界的方法论。驾驶汽车在无根的海外世界行驶,与驾驶语言在虚构的艺术世界行驶,一体同构。的驾车经验,催生了独特的“车内剧”,遥遥呼应着世界文学的“逃离故事”以及汽车的现代诗学。的叙事姿态在“凝视”与“体验”之间切换,最终指向了直陈生命根本经验的“生命叙事”。在一系列异域故事里,续写着“东方零余者”的人物形象谱系,在这个区隔日益加深的“全球化黄昏”,的写作唤起了我们对于文化母体的重新思考。
内容提要:鬼子新作《买话》对返乡者身份认同困境的深刻揭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精妙的感官叙事艺术。《买话》借助反复出现的意象或语词,并通过以听觉为主,多重感官书写为辅的与情节演进之共同作用,构建了层次丰富的叙事空间,凸显了返乡者刘耳在“城乡交叉地带”的身份迷失、焦虑与寻求身份确证的心路历程。“空”之视觉效果折射出刘耳返乡后的心理落差,对故乡食物的敏锐嗅觉则反映出他对重获乡亲认可的渴望。听觉效果的变化则贯穿小说始终,从都市的喧闹转向乡村的静谧,最终在老人家的葬礼仪式上迎来爆发,呈现出“喧闹—静谧—喧闹”的演进结构,与刘耳身份认同危机的动态演变形成对应关系。小说中最为密集的对话发生在刘耳与扁豆之间,后者给刘耳造成的听觉体验暗示了真诚的话语交流是获取身份认同的重要路径,亦呼应了小说的标题“买话”。
内容提要:“70后”作为从革命向后革命转移的承前启后一代,其独特的生命经验不仅呈现了他们与世界独特的关系,同时也以个体的自由选择与承担开启了后革命时代自我的成长之路。在《不舍昼夜》中,王十月不再停留于对底层的在场记录,而是通过经典阅读与社会实践双重观照书写王端午的精神成长之路。小说中个体生命经验与时代经历的深层嵌合,使得个体生命历程具有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民族探索与发展的轮廓。王十月对王端午及其周围凡人大众以永不停歇的日常生命实践的书写,正是艺术地呈现中华民族不舍昼夜地奋斗的史诗侧影。
内容提要:阿来的小说《云中记》是文学对自然灾害后人类经验的深刻回应。其中蕴含的时间沉淀、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重构,以及灾难书写所涉及的伦理问题,都使得“云中村”这一文学见证值得我们反复进行批判性审视。本文将以小说中的“时间”为线索,剖析阿来在时间叙事上的精心构建,进而探讨他如何将情感、记忆与反思融入时间的肌理,以此直面具有“群体性创伤”特质的“现实”进行刻画,并实现其“审美”升华,同时回应书写过程中必须考量的伦理维度。
内容提要:本文探讨商业模式变迁对网络玄幻小说叙事结构的影响,聚焦三个阶段:商业模式缺席期,付费阅读初期及成熟期。缺席期因缺乏稳定收益,作品多模仿武侠小说,采用“人物中心、主题发散”的叙事结构,文化来源混杂,文类特征模糊。付费初期因付费制度确立,作者为满足读者持续阅读需求及文类标签化传播,主动收束文化主题,确立以道教“修炼成仙”为核心的主题,并转向“事件中心”叙事结构,通过删减爱情、家国等次要主题强化主线连贯性,强化了作为新文类的玄幻小说的特征。付费成熟期依托分众传播技术及长尾效应,玄幻小说呈现“个性定制”趋势:作者深度挖掘单一文化作为作品特色,同时采用“多层复用”叙事结构,将单元叙事循环延展,通过重复相似结构支撑超长篇创作,既实现文化纵深探索与海外传播,也导致套路化问题。因此,网络小说通过商业模式调节作品叙事结构,为玄幻小说叙事范式变迁的本质。
内容提要:中国当代社会正在经历着由传统媒介和文化类型向数字媒介与新大众文化类型转型的历史巨变,中国网络玄幻文学是在此语境下所兴起的一种独特的文学类型,其兴盛有着科技发展、社会生活变化以及西方幻想类文学所共同影响的因素。在经历短暂的西幻文学模仿期之后,凭借着在世界建构与叙事手法上的多元融合、对当代青年价值观的“玄幻式”投射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开掘,中国网络玄幻文学作家以其扎实的中国化、本土化的写作实践,既促成了该文类的迅速崛起,又为其繁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需要注意的是,作家趋同化与模式化的创作,也导致出现内容肤浅空疏以及人文价值相对缺失的问题,这已成为制约其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亟须引起重视并加以解决。
本期“文学史研究”栏目,从王林的日记入手,辨析了王林日记中潜在的心理现实主义手法,兼及梳理了王林《腹地》的写作时间、地点和评价,充分挖掘了王林及其作品的文学史价值,是对王林及其作品研究的补白。深入晋察冀时期的历史现场,对当时秧歌舞的讨论进行了客观评议,揭示了晋察冀文艺工作的复杂性,拓展了延安文学的研究面向。打破了城市文学与乡土文学的二元对立的研究范式,在现代性的视野下重新审视了城市文学的外延,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