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背景下, 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推动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由“岗位匹配”向“系统嵌入”转变。基于“结构—过程—效能”三维分析框架分析表明,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面临如下现实困境: 结构层面存在主体协同松散、资源配置不均等障碍; 过程层面面临产教标准转化不畅、教学与实践脱节等梗阻; 效能层面则表现为评价体系不完善、体系自适应能力等不足。基于此,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应通过结构优化, 构建产教融合共同体与智慧资源平台; 通过过程重塑, 打通标准转化链条并深化教学改革; 通过效能提升, 健全多元评价与迭代机制。
摘 要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模式的本质内涵表现为基于产业协同的人才培养生态重塑、以技能集群发展为核心的能力建构导向、多元主体共生的协同育人价值共创以及动态适配产业升级的培养体系迭代四个方面。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模式的有效运行离不开一系列彼此关联、有机衔接的关键要素作为保障。政府、职业院校、企业、行业协会的多元协同是其主体要素,模块化与系统化的技能集群课程体系是其内容要素,数字化实训平台与产教融合载体是其支撑要素,评价激励机制与资源配置机制是其保障要素。要加快推进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模式的落地,必须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夯实培养组织基础;打造精准对接产业的技能集群课程体系,提升培养质量;推进产教融合载体建设,强化实践育人环节;完善评价激励与资源保障体系,优化育人生态。
摘 要 普惠托育是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缓解家庭照护压力、促进婴幼儿健康成长的重要制度安排。职业院校在托育人才培养中承担着连接国家政策需求、社会服务需求与学生职业发展需求的重要任务。当前,职业院校托育人才培养仍存在培养目标边界不清、“医育融合”理念落实不足、培养体系分层不明、规模层次与行业需求失衡、实践教学条件薄弱、教师实践能力不足、课程资源不匹配、评价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面向普惠托育高质量发展要求,职业院校应进一步明确托育人才培养目标,强化“医育融合”职业理念;健全培养体系,提高托育人才供需适配度;深化校企合作,优化校内外实践教学环境;丰富课程资源,规范托育人才考核评价机制。切实提高托育人才供给与托育服务需求之间的适配度,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提供稳定、专业、可持续的人才支撑。
摘 要 转专业制度既是高等教育赋予学生受教育权的延伸性制度保障,也是调节学校人才培养与产业人力资本配置供需动态匹配的柔性调节策略。基于四力博弈推拉理论与三螺旋理论,选取北京市6所高职院校20位相关代表进行访谈,结果显示高职院校转专业制度在实践层面呈现以下特点:政策逐渐放宽致使外拉力增强、产业兴衰变化形成推拉力博弈、专业动态发展导致推拉力角逐、学生权衡利弊做出理性化决策等。同时,研究揭示出高职院校转专业制度在实践过程中面临如下困境:政策模糊和招生计划限制导致外拉力不足;产业兴衰和感知偏差致使推拉力失稳失准;学校资源有限、利益共谋与行政效能低下构成障碍;学生有限理性与适应能力弱导致心理失衡。针对上述困境,提出以下优化路径:政府加强顶层统筹设计,健全招生培养联动机制;整合行业与企业力量,搭建数据采集监测平台;学校革新专业制度,推动专业群与课程群动态耦合;学生加强自我认知与心理调节,提升适应能力。
摘 要 职业技术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兼具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师教育和高层次职业教育的多重属性,是提升职业教育教师队伍质量、服务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深度学习视域下“职教专硕”培养的价值功能主要体现为:理论学习从单一知识获得走向多学科素养生成,技能实践从教学技能训练走向真实情境迁移,策略转化从理实割裂走向知行贯通。当前,“职教专硕”培养仍面临培养定位偏移、课程结构割裂、教学情境薄弱和实践机制虚化等现实困境。为提升职教专硕培养质量,应明确“职教兼修”培养定位,强化专业学位教育的类型属性;重构“理论—策略—实践”课程体系,促进学习过程深度贯通;推进职业教育案例教学,增强理论理解与实践判断能力;完善“三习一训”实践机制,提升真实情境中的能力迁移水平;健全多主体协同保障体系,形成培养质量持续改进机制。
摘 要 “三导师制”是职教领域教育硕士专业学位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重要制度设计。为探究该制度的真实运行态势与潜在困境,基于角色理论视角,对210名职业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感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当前“三导师制”整体运行获得较高认同,但在角色效能上存在结构性失衡。高校导师与中职导师形成学术与教学互补,而企业导师在专业实践维度效能显著偏低并呈现角色边缘化倾向。导师协同过程与制度支持对培养目标达成度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制度资源保障水平对企业导师指导效能具有极其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职责划分清晰度亦呈现边际显著的促进趋势。由此可见,角色期望与角色支持脱节以及角色边界模糊是导致跨界协同失效的深层机理。据此,提出构建角色澄清机制、打造角色整合网络与完善角色支持系统的优化策略,以期为深化职教专硕培养模式改革提供决策参考。
摘 要 人工智能正在重塑知识生产、知识呈现与学习交互方式,高职课堂由知识传授走向任务驱动、情境参与与多模态建构已成为教学改革的重要方向。基于知识自组装视角,AI多模态教学模式可从多重表征、多维遍历和迭代深化三个层面开展:多重表征解决知识如何被呈现,多维遍历解决知识如何被组织,迭代深化解决学习如何持续生成。以《通用英语》等高职公共基础课程为实践场域,通过学习通平台建构AI学习社区,形成“生成式知识学习—多模态学习创作—过程评价反馈”的教学流程。未来,高职课堂AI多模态教学模式需深化知识自组装理论阐释;完善AI学习社区与多模态资源支持;健全过程性评价与作品本位评价机制;提升教师AI教学胜任力;守住技术伦理与教学主体边界。
摘 要 高素质“双师型”教师队伍是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 其专业发展不仅取决于教师个体能力提升, 更受组织结构、制度保障、实践平台、评价机制和文化生态等制度环境共同影响。基于协同治理理论, 围绕15名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及相关管理人员的深度访谈资料, 通过开放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编码进行质性分析。结果显示, 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发展制度环境已初步形成由学校机构、校企合作组织、认定评价、教师激励、组织激励、教科研活动、实践平台、评价主体与方法、评价结果应用、校园文化和交流合作等要素构成的协同框架, 但仍存在组织协同碎片化、激励制度弱化、实践平台浅表化、评价机制封闭化和文化认同不足等问题。基于此, 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发展制度环境优化应以多元主体协同为基础, 健全校内外联动组织机构, 完善教师与企业双向激励制度, 构建教科研活动与企业实践贯通的发展平台, 形成多主体参与、全过程跟踪、动态化应用的评价机制, 并培育价值共识、专业认同和协同共生的治理文化。
摘 要 高职院校校长是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关键行动者, 其专业资本结构直接影响学校治理效能、产教融合深度与服务区域发展的能力。基于专业资本理论, 以首批 “双高计划” 56 所高水平学校建设单位校长履历资料为分析对象, 研究发现: 首批 “双高计划” 高职院校校长群体在人力资本方面已有明显提升, 表现为学历层次较高、正高级职称比例较高、学术产出和职业教育研究意识增强; 社会资本具有一定行业适配性, 本省任职、工学背景和校内治理经验有助于回应地方产业需求, 但企业经历、行业协会兼职和跨界资源整合经验仍显不足; 决策资本受国际化经历不足制约, 海外访学或留学比例偏低, 影响校长对全球职业教育发展趋势和开放办学战略的专业判断。面向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应进一步完善高职院校校长遴选与培养机制, 强化职业教育类型特征和产业实践经历要求; 拓展 “政校企行” 四维社会网络, 提升校长跨界资源整合能力; 增强国际化办学意识与开放治理能力, 推动校长专业资本由个体积累走向系统升级。
摘 要 人的全面发展视域下,高职院校美育不是专业教育之外的附加环节,而是促进学生德技并修、身心协调、创造能力生成的重要育人方式。在学理层面,美育体现从“面向人人”到审美发展机会普遍保障的教育公平取向,服务于从“完整的人”到德技并修职业新人的培养要求,通过审美体验能够促进技术技能创造力生成。置于高职院校场域,美育既要回应学生精神成长和人格完善,又要嵌入德技并修、产教融合和产业发展的类型要求,由此形成以美育人、以美促技、以美启智的基本遵循。面向未来,高职院校应通过理念完善坚守美育航向,通过制度创新筑牢美育根本,通过课程建设保障美育载体,通过平台拓展夯实美育基础。
摘 要 数智赋能职业教育质量监控评价改革是职业教育评价体系回应数字化转型与类型化发展的重要议题。数智技术的深层价值不在于工具叠加,而在于推动职业教育质量监控评价实现价值逻辑、标准逻辑、过程逻辑、主体逻辑和功能逻辑的系统重构,使评价由技术应用走向质量治理。当前,数智赋能职业教育质量监控评价仍面临职业能力难以数据化转译、实训实习数据难以真实连续采集、多元主体协同责任不清、多平台数据难以转化为诊断证据、技术理性遮蔽育人本质等现实阻滞。为此,应重建类型化评价标准,突出岗位能力导向;贯通场景化数据采集,呈现质量生成过程;健全校企协同评价机制,提升评价真实性;强化智能诊断与结果转化,服务教学持续改进;完善闭环整改与伦理治理,推动技术应用走向质量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