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来,全球性安全问题急剧增多并日益规模化、长期化和复杂化,形成了全球化不断深入、安全形势持续恶化与安全治理长期过载的极大矛盾。受此影响,全球安全治理的需求不断增加,但治理供给却出现了不足、错位或竞争问题,二者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与此同时,全球安全治理中的国家主义、集团化和区域化转向,进一步加剧了安全治理的供需错配。在大国竞争持续、安全资源有限、国际安全合作受阻的情况下,将关注重点从加强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建设转向实现全球安全治理供需匹配上变得更为紧要。作为负责任的新兴大国,中国引领构建全球安全治理联合供给模式,化解全球安全治理供需层面的过度竞争,提升供需匹配的精准性,推动全球安全治理能力提升和体系变革,维护世界战略稳定与总体安全。
[摘 要] 对外开放是我国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作出系统部署,为新时代对外开放指明了方向。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必然要求,是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强劲动能,更是营造中国式现代化深入推进良好外部环境的题中应有之义。开放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以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为价值底蕴,既为我国发展注入动力,也为世界各国现代化开辟崭新空间。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须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改革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推动其向更开放包容的方向发展。
[摘 要] 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基于终身教育理论和多元协同治理理论,从政府、市场、社会组织、高校四个主体审视我国老年教育的多元供给体系后发现,当前,政府主导的老年教育服务体系初步建成;市场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供给主体逐步增多;社会力量开始发挥参与作用,成为基层服务的补充;高校依托自身资源助力赋能老年教育供给,多元供给格局初步形成。然而,各主体仍面临突出困境:政府供给存在结构性失衡与政策碎片化短板、市场盈利模式不清且内容同质化、社会组织松散且场地经费短缺、高校师资短缺且课程适老化滞后,制约了供给质量的整体提升。对此,提出四个方面的优化建议:政府需优化资源配置、加强协同治理;市场需明晰盈利模式、开发赋能型课程;社会组织需加强自身建设、推进硬件投入;高校需稳定师资队伍、推进教学适老化创新,形成多元协同的供给格局。
[摘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第30条规定,重要数据处理者负有对其数据处理活动开展风险评估的义务,但这一原则性规定与监管实践所要求的操作性之间存在张力。在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下,重要数据安全风险评估的监管职责已被纳入各相关部门职责范围,其监管对象应为自主决定重要数据处理目的与处理方式的主体。实践中,重要数据安全风险评估监管面临监管部门职能分割与数据处理者跨行业并存、评估活动专业性强且较为封闭、违规行为处罚裁量尺度不完善等挑战。为完善重要数据安全风险评估监管,应联合重要企业编制具体数据目录,明确评估对象;同步健全风险评估报送机制,确保信息畅通,在降低数据处理者合规成本的同时,兼顾各行业、部门对数据安全的差异化监管需求;并对违规行为实施分层处罚,做到过罚相当。
[摘 要] 爱尔兰政府提出的“What Works倡议”是一项支持青少年福利政策实施的创新举措,对完善青少年健康循证决策治理体系、提升政策科学化水平有借鉴意义。采用数据爬取、文本挖掘等方法,对该倡议相关的政策法规、数据文件、研究报告、实施项目等资料予以提炼、归纳与差异对比后发现,爱尔兰政府通过搭建治理结构、建立证据中心、开发数字资源、培养循证能力、深化国际证据合作、引导全民参与等一系列循证举措,有效推动了青少年健康PEI政策落地实施,实现了全社会证据利用意识觉醒、循证项目资助力度加大、数据驱动证据转化效能提升等治理成效。同时,该倡议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跨部门协同松散、本土证据适配不足、基层转化落地薄弱等现实短板。这些经验与不足为我国加快构建适配国情的国家证据支持与治理体系、推进最佳证据标准化建设与高效转化、搭建“制度—机构—主体”多维联动的证据流转机制、推动本土证据体系深度嵌入全球证据网络等方面提供了经验借鉴和有益启发。
[摘 要] 在“度量社会”语境下,社交媒体平台围绕“算法可见性”的流量争夺日趋激烈,衍生出AI造谣、数据注水、权益侵占等新型失序风险,超大城市因网络主体高度聚集、平台运行跨域化与传播场景复杂化,面临属地管辖错位、技术取证困难等特殊挑战。基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要构建“制度供给—技术赋能—多元共治”的立体化治理体系,推动制度供给向全周期延伸、技术赋能向算法审计升级、流量经济向价值理性回归,为超大城市网络空间治理提供理论参照和实践路径。
[摘 要] 城乡结构是影响农民城镇化实践的重要变量。从城乡结构的视角出发,基于对H市郊区C村农民城镇化案例的分析发现,C村农民在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上均实现了城镇化,并形成了“以城为业、以乡为居”的城镇化模式。这一模式的形成,既得益于制度性城乡二元结构的瓦解、现代交通网络的延伸等客观条件,也源于城郊农民对城乡推拉力独特组合的主观回应。大城市的高收入与高成本、村庄的低成本生活与乡土情感,共同促使农民在城乡之间统筹资源,形成互补性安排。“城业乡居”模式呈现出三大独特优势:家庭关系兼具情感性与政治性,为城镇化提供了稳固支撑;适度的城镇化负担为家庭决策留出了缓冲空间,增强了发展的可持续性;城乡联动的社会资本积累强化了农民的发展能力。这一模式启示我们,应重点关注人在城镇化中自主进行要素组合和生活秩序建构的过程,有针对性地进行政策供给,以推动人的城镇化深入发展。
[摘 要] 基层治理效能直接关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进程,其中,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程。当前,基层负担主要表现为“文山会海”型负担、督查检查考核型负担、属地责任负担和数字形式主义负担。这些负担的形成,既源于压力自上而下传导的体制机制因素,也受到政策执行过程中核心行动者行为偏差的影响。为此,应构建多维度、协同化的长效机制体系,包括建立健全形式主义的防治机制、部门权责下沉的准入机制、基层干部能力提升的赋能机制和数字技术治理的作用机制。
[摘 要] 乡村全面振兴,关键在党。乡村全面振兴离不开党建引领这一核心理念,多维度推动党建与乡村振兴协同,科学构建乡村全面振兴的“党建+”模式,能有效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更好地实现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目标。偏远地区可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以“党建+产业”推动地区产业发展,以“党建+人才”激发乡村发展活力,以“党建+文化”凝聚乡村振兴力量,以“党建+生态”推动和美乡村建设,以“党建+组织”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科学有序地推动党建工作与乡村全面振兴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共进。
[摘 要]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是新时代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路径,其核心在于实现不同学段间的纵向贯通与横向协同。基于马克思主义整体观和科尔伯格道德发展理论,综合运用调查与深度访谈方法,系统考察大中学思政课在教育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教学评价四个维度的衔接现状后发现,当前大中学思政教育在学段衔接中普遍存在课程目标离散化、教学内容断层化与教学方法单一化等突出问题,折射出顶层设计不完善、校际协同薄弱、教师衔接不足等深层原因。对此,应构建梯度化目标体系、递进式内容闭环与协同化方法转型的三维破解路径,以期为推进大中学思政课从“断层”走向“贯通”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方案与理论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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