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治理倡议深刻回应了“全球南方”在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中代表性不足、西方现实主义治理观对全球治理秩序造成严重威胁、联合国治理框架的权威不断遭到霸权国侵蚀、资本逻辑侵占“以人为本”的全球治理价值、全球性问题呈现跨领域性、跨国性的交织复合态势等挑战;不仅鲜明地强调主权平等的政治根基,而且在治理的制度基础、合作路径、价值取向、实践效能等方面作出创新性突破,超越了霸权主导的全球治理理论范式。中国通过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维护国际法治秩序、促进全球合作、增进世界人民福祉、推动治理落地见效等实践,将全球治理倡议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化为现实,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建构了整体图景。
摘要:在全球治理体系面临代表性不足、执行力弱化、规则滞后等系统性困境的背景下,2025年9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 + ”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该倡议成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理念创新。全球治理倡议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与世界历史理论,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和合共生”“知行合一”等思想精髓,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全球治理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当代国际秩序重构的双向结合。全球治理倡议不仅对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了新贡献,也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具有中国智慧的系统性方案,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意义和实践引领价值。
摘要: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已成为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引擎。理论上,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内在逻辑体现为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的三维机制。其中,微观层面表现为生产力要素的智能化重构,中观层面表现为产业结构的系统性跃迁,宏观层面表现为倒逼生产关系适应性变革。生成式人工智能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因素众多,大体可归为三类:技术因素、制度因素和产业因素。实践上看,应从战略层、产业层、企业层、社会层四个维度出发,优化生成式人工智能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路径。为更好地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必须大力支持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加快构建人机交互的创新体系,全面拓展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高效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发展,积极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产业转型升级。
摘要:在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推进的背景下,智能化、数字化和新能源等前沿领域已成为新质生产力培育的战略重点,也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方向。为此,需要在关键领域集中发力和系统推进的同时进行深化改革,以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当前,我国在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过程中,仍面临体制机制与发展需求适配不足、原创性科技创新能力偏弱、人才结构与产业需求不匹配以及资源要素配置不优等堵点卡点,这些成为制约其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所在,因此,亟须从制度设计、创新驱动、人才培养和要素配置等关键环节提出系统性路径,以推动新质生产力在更广范围、更高层次和更深程度上加快发展。
摘要: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主体性和历史使命感,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意蕴。在本体论上,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是考察文化使命的逻辑起点,中国共产党担负文化使命是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在文化领域的本质规定,提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是应对“两个大局”时代语境的战略抉择。在认识论上,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体现了实践与认识的辩证运动规律。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实践是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提出的现实根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是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的能动反映,并在实践与认识的辩证运动中不断深化发展。在方法论上,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坚持党性与人民性、守正与创新、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在价值论上,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明确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塑造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价值引领,凝聚了推动人类文明共同进步的价值共识。
摘要: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深刻重构,制度性话语权已成为大国竞争的关键场域。中国发展道路和治理模式日益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中国提升制度性话语权面临制度角色实现历史性转变、制度能力获得实质性提升、制度优势得到全球性彰显三重机遇,同时也面临制度理念的国际共识度不足、制度建设的现代化水平有待提高、制度话语的传播效能存在失衡三大挑战。在全球治理背景下,提升中国制度性话语权,应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全球治理理念的创造性融合,构建具有普遍意义的制度价值体系;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强化制度供给和规则制定能力;创新国际传播范式,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的制度话语传播体系。
摘要:党内法规意识是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中的行为主体在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实践中形成的关于党内法规及其建设诸问题的内在观念,集中体现为关于党内法规的认知、情感、意志等心理要素,并最终指导、支配其遵守和运用党内法规的行为。它与纪律意识、法律意识、法治意识存在区别与联系,对规范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中各行为主体的行为、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支撑和维系党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重要价值。从主体维度看,党内法规意识是制度内外行动主体的共同关切;从客体维度看,党内法规意识是党内法规本身及其相关运行机制在各主体大脑中的反映;从内容维度看,党内法规意识是以心理活动与社会实践为基础所形成的关于党内法规的认知水平、思想情感、行为意志的总和。培育与发展党内法规意识需直面现实挑战,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积极优化党内法规意识的培育供给、强化培育动力与净化培育环境,确保培育路径更加科学、有力和有效。
摘要:随着党的自我革命不断向纵深推进,有的党员干部在思想认识方面出现了某些误区,导致一些杂音噪声不断涌现。在新的时代境遇下,在党的自我革命这个重大问题上,党员干部必须明白,把自我革命作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不等于要以自我革命代替人民监督,“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不等于自我革命只抓腐败问题、不抓其他问题,“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不等于党的自我革命比社会革命更为重要,党的自我革命不等于全面从严治党,抓住“关键少数”不等于不管“绝大多数”。文章从五个方面廓清了党的自我革命场域中存在的思想迷雾、错误观念,对纠正党的自我革命实践中存在的偏差,进而在新征程上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不断提高党的自我革命成效,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证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履行对国有资产的监督职责,是人民当家作主在经济领域的集中体现,也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制度安排。基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的文献资料,系统梳理全国人大开展国有资产监督的制度建构历程可发现:经过首个五年规划的奠基与新五年规划的深化,全国人大从无到有建立了以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为核心的“综合 + 专项”双轨报告等制度规范,已初步形成以制度化报告为基础、程序化审议为核心、体系化法律制度为保障的国有资产监督运行机制。但是,同时也应看到,当前仍面临监督方式相对单一和法律制度体系不够健全等方面的问题,尚需全面构建全口径、全过程、全方位和全生命周期的监督体系,全面提升全国人大国有资产监督机制的运行效能。
摘要:基于S-CAD政策评估方法,运用Nvivo15软件,对30份政策文本进行量化政策评估。研究发现,子政策与总政策在逻辑上具有较高的一致性,政策目标与价值、手段与目标、预期结果与手段之间均保持了较好的契合度。但是,在充要性分析方面,部分政策要素还需优化;在可行性分析方面,子政策的政策手段仍有改善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