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践行正确政绩观是真理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一方面强调政绩创造必须遵循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体现实践活动的合规律性;另一方面强调党员干部必须通过治理实践创造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发展实绩,体现实践活动的合目的性。人民群众既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力量,也是社会价值的最终评判主体,因此正确政绩观的价值根基、实践逻辑与评价尺度统一于“人民逻辑”之中。人民立场规定了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价值旨归,人民主体构成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力量依托,人民路线是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践机制,人民标准是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评价尺度。新时代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政绩创造的价值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人民利益、治理效能与现代化建设的有机统一。
摘 要:廉洁文化与正确政绩观统一于“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继承了中华文明“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历史基因,共同指向巩固党的执政根基与实现民族复兴的实践目标。廉洁文化为正确政绩观提供精神土壤与价值基底,正确政绩观是廉洁文化在新时代治理实践中的具体体现与效能检验,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从廉洁文化中汲取“民惟邦本”的宗旨观,有利于领导干部站稳人民立场;汲取“公明勤畏”的权力观,有利于实现为民造福的人生追求;汲取“崇德修身”的操守观,有利于锻造素质过硬的干部队伍;汲取“务实担当”的勤绩观,有利于淬炼唯实求真的工作作风。为进一步发挥廉洁文化的涵养功能,应从深化廉洁文化教育、创新廉洁文化传播、传承廉洁文化基因、优化廉洁考核评定四条路径协同推进,塑造“廉而有为”的执政骨干,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文化支撑与行动指引。
摘 要:党的自我革命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群众监督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第一个答案“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核心内容,二者有机统一于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当前,我国正处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群众监督在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规范权力运行机制、密切党群血肉联系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新时代群众监督的理论逻辑源自人民主权思想的方向指引、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具体体现以及系统治理理论的实践要求。应立足于党的自我革命伟大实践,从强化政治引领、健全制度机制、推动德法协同三个方面持续完善群众监督路径,实现自律与他律良性互动,大力提升党的执政水平,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摘 要:“关键少数”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依法治国语境下的核心政治概念,已形成内涵明确、层次清晰、指向精准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关键少数”概念的演进历经思想酝酿、正式确立与深化发展,兼具制约权力、引领法治的双重意蕴;“关键少数”范畴呈现同心圆式层级结构,以各级领导干部为主体、高级干部为重点、“一把手”为核心,规范边界清晰;“关键少数”的监督机制持续迭代,从作风纪律约束走向制度体系完善与实效强化,构建起理念、体系、手段协同的立体化监督格局,彰显契合国情的治理智慧。“关键少数”概念的提出与针对“关键少数”的监督机制的实施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破解权力监督难题提供了重要支撑。
摘 要: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是党的自我革命和反腐败斗争的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工程。从文化的分层逻辑以及各文化层的互动关系出发,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不仅需要加强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的建设,更需要关注行为文化层和心态文化层的建设。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应发挥文化的多元赋能功能,实现对个人品行的熏陶和教化、对单位生态的净化和涵养、对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促进等功能,同时还应遵循分层分类与统筹规划原则,强调廉洁文化各层的协同运行。基于文化的分层逻辑和建设机理,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实践进路包括:分层分类制定廉洁文化建设规划、构建立体式的廉洁文化赋能体系、锚定廉洁文化建设规划实施的法治路径、加强廉洁文化各层建设的协同推进以及建立科学的廉洁文化建设成效评估体系和长效激励机制。
摘 要:党内法规研究目前仍分散于法学、政治学、中共党史党建学等领域,呈现“领域性”特征。虽然党内法规学已被列为法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但其依附性定位难以满足新时代依规治党对系统性、自主性理论供给的需求。针对知识体系内生障碍、学科生态外源制约、学术共同体松散等现实问题,有必要将党内法规学确立为法学门类下独立的一级学科,以推动“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该学科具有政治性与法治性双重属性,其体系应涵盖党内法规基础理论、党内法规制度学、党内法规实施与保障学、党法关系学及党内法规史学等方向。未来应依循理论、体系、实践与主体四重逻辑,通过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优化学科生态、强化学术共同体与人才培养等,系统推进党内法规学学科建设,为依规治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扎实的学理支撑。
摘 要:纪检监察学是伴随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与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实践而逐步确立的新兴交叉学科,其知识生产与理论发展深刻耦合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的构建进程。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借助CiteSpace与VOSviewer可视化工具,对2013—2025年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1296篇纪检监察领域CSSCI来源期刊论文进行系统分析,能够直观地展现出该学科的研究脉络与热点议题。研究发现,我国纪检监察学研究呈现出明显的政策驱动与实践导向特征,其演进历程可划分为反腐败实践响应、监察制度构建与学科体系自主建构三个阶段,研究热点集中于学理奠基、系统化防治、制度创新与领域监督四大维度,整体呈现出从制度描述、政策解读向理论自主与学科建构的深刻转型。未来,纪检监察学应着力深化本体理论建构、强化学科交叉融合、完善人才培养机制、推进技术赋能监督,以构建兼具中国特色与国际视野的自主知识体系,为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供坚实学理支撑。
摘 要:权力掮客是腐败交易中的特殊角色,对腐败利益链的形成具有推动作用,在新时代治理新型腐败隐性腐败的现实背景下,对其行为机理进行研究阐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运用扎根理论对150份判决文书进行质性分析,进而构建权力掮客推动腐败利益链形成的行为机理模型,研究发现:权力掮客通过疏通关系链(基础)、协调金钱链(纽带)、构建信息链(关键)、推动交易链(保障)四种递进行为,系统性地推动腐败利益链的形成与发展。斩断腐败利益链,应针对上述四链分别施策:制定防止利益冲突法律以明晰关系链,完善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以透明金钱链,加快政府数字化转型以公开信息链,创新腐败治理手段以阻断交易链。
摘 要:公众参与腐败治理工作是国家廉政建设的重要环节,直接决定腐败治理的成效。香港廉政公署的社区关系策略是动员公众参与腐败治理的典范。该策略主要通过三个步骤推进:提高认知、争取支持、推动参与。它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优势:让公众能够更加便捷地举报腐败,使反腐败机构更敏锐地把握公众对腐败问题的态度与认知,为地方反腐败举措的落地提供有力支撑。该策略打破了单纯依赖自上而下推进腐败治理的传统路径,探索形成一条社会融入式腐败治理的新路径。社区关系策略启示我们:要构建下沉式、网格化的基层廉政联络体系,实施精准化、分众化的廉洁教育与传播策略,拓宽并深化与社会组织的协同反腐网络,建立基于民意调查的腐败感知动态检测与反馈机制等,真正构建起使腐败无处遁形的强大社会监督网络,形成“人人参与、人人监督”的良好社会氛围。
摘 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创新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的规模化应用,大数据为新时代反腐败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大数据赋能腐败治理的内在机理主要有全信息整合支撑科学决策、全过程嵌入实现动态治理以及全景式画像提升监督穿透力等。当前的实践过程中大数据赋能腐败治理仍面临一些现实挑战,主要表现为数据资源建设不均衡,制度规范供给不充分;数字技术人才匮乏,复合型人才队伍建设迫在眉睫;“信息孤岛”现象突出,数据共建共享难以实现;信息安全隐患与伦理风险上升,技术依赖下决策不公正现象出现等。为提升反腐败工作效能,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应进一步优化大数据赋能腐败治理的实践路径:加强数据资源建设,优化资源配置与使用方式;建设专业人才队伍,提升大数据应用能力与水平;打破数据“信息孤岛”,提升部门间协同效能;完善数据使用制度,推进执法执纪规范化。
2022 年,《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将纪检监察学列为法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基于学科建设需要和纪检监察实践特点,纪检监察学重点建设纪检监察理论、党的纪律学、监察法学、廉政学四个二级学科。廉政学主要研究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的理论、制度及对策,涵盖党和国家监督制度、腐败与反腐败问题、中外廉政制度比较等内容。廉政学作为二级学科定位明确之后,相关课程、教材、师资建设成为最紧迫的任务。江南大学崔会敏教
彭新林(1983—),男,湖南湘乡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纪检监察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北京廉政法治协同创新基地主任,北京企业法律风险防控研究会会长,G20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创始研究员,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检察厅副厅长(挂职),《刑事法判解研究》主编,英国牛津大学访问学者,美国约翰杰刑事司法学院访问学者。兼任中国廉政法制研究会常务理事暨副秘书长、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廉政分会副会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