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命题的提出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响应,适时回顾近年来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学术成果有其重要意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在建构要因上,指向知识体系的更新,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必然要求;在建构意义上,能够为塑造人类知识体系的理想图景奠定本体论与知识论基础;在概念内涵上,存在着“自主一中国自主一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三个递进的概念层级;在建构方式上,从外部介入和内生建构两条路线展开。同时,部分研究成果也暴露出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今后应在认识论层面继续深化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命题研究,在方法论层面自觉“以中国为方法”,在知识体系层面推进原创性和国家性的知识书写。
[摘要]研究阐释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布置的一项重大理论任务,这要求我们加快构建与之相应的自主知识体系,系统阐明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本质内涵、出场背景、思想渊源、核心概念、轴心原理、方法论、思想史、实践样本等基础知识内容。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本质内涵蕴含在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论述之中,出场背景是对“两个大局”时代全球经济转型趋势进行经济学表达的迫切需要,思想渊源包括马克思主义之“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脉”、西方经济学之“镜鉴"等方面。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在“人"“人文”“经济""人文经济"等核心概念上实现了变革,轴心原理包括广义的商品二重性原理、全面社会价值共创共享的主体性原理、生产力递进逻辑中的人文赋能原理、经济与文化交融的人文有机体原理、人文经济演进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关系原理等,方法论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引领指导、传统与现代相映射的综合视域、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研究方法、借鉴与创新相统一的辩证思维等,思想史呈现为思想萌芽、初步形成、正式确立、研究深化四个阶段。在当代中国,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有“一体三辅”即四种类型的实践样本,对于这些样本,我们要在“古今中外”的宏观视域中展开全面考察。
[摘要]面对人类世的灭绝性危机,J.B.福斯特基于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环境无产阶级是实现生态社会革命的新兴革命主体。他从更广泛的物质生活条件出发,重新理解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将遭受经济和生态双重压迫视为环境无产阶级的本质特征。同时,在揭示人类世危机的资本主义根源的基础上,他阐明了变革资本积累制度是环境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生态社会革命是环境无产阶级实现其目标的革命路径。但他在环境无产阶级的界定、革命目标的设定和革命路径的设计上还存在原则性缺陷,这些缺陷致使“环境无产阶级是新兴革命主体”这一论断难以成立。
[摘要]全过程人民民主是重大理念、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的复合体,制度程序位居其间,起着连接重大理念和参与实践的关键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与以往提出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一脉相承,强调从中微观的制度程序和参与机制层面更好地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改革任务,其意涵不仅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三个层面的内在逻辑紧密相关,更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从属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密不可分。为此,必须在坚持和完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制度基础上,以保证民意始终在场、健全协商民主体系建设、推动基层民主高质量发展、促进阶层关系和谐为实践指向,从扩大政治参与的实现机制上下功夫,把人民全面当家作主贯彻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各领域和全过程,进一步提高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
[摘要]国家能力建设是现代国家治理的一项核心任务。国家能力的环境维度蕴含着丰富的治理资源,可被视为国家能力的一种全新理想类型——国家生态能力。伴随中国式现代化向纵深推进,投入政策注意力加强国家生态能力建设恰逢其时。国家生态能力作为特定的行动指向,能够通过国家治理活动中生态意义的生产与再生产,促成“政党一国家一社会”生态意图的连接与执行。其中,党的全面领导作为引领国家绿色发展的政治轴线,通过“战略规划"“政策试验”“小组治理”“精细化治理"等机制实践,充分彰显出内部聚合和外部统领相结合的运作逻辑。已有国家能力研究整体上低估了国家生态能力维度的战略意义,而将“生态能力”纳入“国家能力”维度进行理论性构建,旨在探索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道路。
[摘要]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由于中心工作空泛、政策适配性弱化、考核强度加码、权责匹配失衡等因素约束,数字乡村建设出现内容过密化、规则过密化、考核过密化、策略过密化等问题。数字乡村建设过密化引发数字乡村建设的治理资源过度消耗、行政负荷持续加重、自治空间受到挤压、基层政府治理权威削弱等非预期效应。纾解数字乡村建设的过密化困境,必须遵循客观规律梯度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设置政策转换的弹性空间,建立健全科学适配的监管制度,持续优化责权配置体系,构建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有序参与的治理模式。
[摘要]资本下乡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路径,而村干部则是联结外来资本与乡村社会的关键主体。资本下乡过程中,受到政府干预和村社理性的双重影响,村干部在国家代理人与村庄当家人的角色定位中会出现变异或偏移,呈现出“补偿型经纪”“行政型经纪”“保护型经纪”和“赢利型经纪”四种经纪角色类型,从而形塑资本下乡的实践模式和发展成效。在资本下乡实践中,应发挥有为政府的引导、监管和服务作用,调动有能集体的统筹、整合与组织作用,推动农民再组织化,构建多元利益联结机制。
[摘要]新质生产力理论亟待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进行系统化、数理化研究。新质生产力的数理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包含价值创造、价值实现与价值分配三部分内容。在新质生产力价值创造方面,复杂劳动者占比增加有助于提升单位平均劳动效率。在新质生产力价值实现方面,需关注新质生产力社会总资本再生产隐形失衡问题,提升传统行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确保前沿技术与新兴技术在行业间的全面、无障碍供给。在新质生产力价值转移方面,行业内利润从传统生产模式流向新质生产力生产模式,需创新行业内生产要素分配方式,以新质生产力赋能行业均衡发展。
[摘要]不同于媒介表征范式下城市意象呈现符号化、单面化导致的真实城市与再现城市的二元对立,空间实践视角强调在物质空间、媒介及人等行动者的联合中审视意象生成的动态过程。聚焦西安城墙这一城市物质性构成,可从城墙内外、墙与门三重物质维度探讨空间实践对城市意象的塑造。基于空间实践,城墙之于西安城市的意象从隔离、分界的空间界域转变为意味着连接、纽结及关系建立的网络节点。这种意向性并不仅指其能明确固化空间的边界,更是指其具有在人与空间的互动中编织社会关系的功能。
[摘要]日常生活的深度媒介化引发了网络空间生活化叙事的崛起,不断推动生活世界的数字化转型。数字化生存中的生活世界是线上线下交互相融的时空连续体,人们在其中体验碎片化、流动性、交互式媒介生活实践的同时,也在从事隐性数字劳动,甚至生产出数字化生计。作为数字化生存中具有典型性的媒介生活实践,vlog生产不仅以其记录性、生活性和日常性表征着一种生活方式,也在生计发展的过程中揭示出日常生活景观化、生活实践劳动化、自我状态劳工化的生活世界殖民化危机。这一危机在于日常生活的深度媒介化使系统的思维逻辑能够更自然地进入生活世界,从而使表面整合的生活世界连续体分化出伪生活世界这一拟态领域,并在技术提供的社会性赋能诱惑下,不断获得对实态生活的单向支配能力。与此同时,网络媒介构建的他者视角容易使人们的生活实践被主体间性的共在感入侵,异化为“主体在场而主体性缺场”的傀儡活动,致使生活世界丧失反抗殖民的主体性力量。vlog生产实践中所体现的生活世界“自我殖民"本质为殖民手段的创新而非殖民主体的异变,随着生活世界的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入,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将以更隐蔽、更复杂的方式进行。
[摘要]新时代边疆治理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具有原创性贡献的内容。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边疆各族人民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日益增长的“法福利”需求与“平安”公共品的精准高效优质供给不协调的矛盾日益突出,美西方发达国家“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加速推进,这些给边疆治理带来了复杂变化的新治理难题。新时代边疆治理理论科学回答了什么是、为什么以及怎么样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涵盖根本保证论、主题主线论、五个认同论、交往交流交融论、共有精神家园论、依法治边论、兴边富民论、绿色发展论、开放合作论、边防安全论、宗教和谐论、长治久安论、自主知识体系论等系列观点,呈现出科学性、实践性、时代性的鲜明特征,彰显了统筹全局的战略思维、守正创新的发展思维、问题导向的辩证思维、求真务实的求是思维等理论品质。这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成果,为实现“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的目标提供了基本遵循,为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治理边疆、实现长治久安提供了全新选择。
[摘要]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乡村治理的制度空间和社会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随着村落熟人社会解体与农民日常生活实践中的事务转型,村社集体的整合能力不断弱化,呼唤着与现代公共精神、公共规范相匹配的政社合作的协同治理模式。政社合作的治理实践中,乡村治理体系受治理环境、治理主体、治理内容和治理方式的影响,建构了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框架。但就治理成效而言,政社合作下建构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其价值凝聚和社会整合功能发挥的效能不足。依靠国家权力下沉建构起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框架,仍需完成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第二程,即激活村社集体以重建乡村社会的整合机制,培育现代乡村社会资本,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机团结,推动治理共同体向社会共同体转型。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下人员跨境流动在数量和范围上的扩展,使跨境输出就业面对更为复杂的社会保障参与标准冲突及待遇可输出性、可携带性需求。我国当前跨境输出就业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本土制度与国际合作面临系统性设计、待遇输出规则及类型化规则相对欠缺,合作模式及事项单一,实际覆盖群体有限的困局,不能适应共建“一带一路”发展的现实需求。为满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对人员流通质量的新要求,跨境输出就业社会保障制度的体系化完善应以促进人员流通为核心,统筹推进本土制度和国际合作,并顺应共建“一带一路”发展调整侧重点,实现跨境输出就业社会保障本土专门性立法与国际合作模式拓展并行,社会保障待遇输出制度与国际合作事项扩展并重,分类细化规则与统一归口管理机构同步。
[摘要]鼓励资本下乡是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下乡资本如何更好地嵌入村庄社会并实现双赢也随之成为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下乡资本分为外来资本与返乡资本。现有研究集中关注外来资本,并且多数停留在化解困境层面“识别嵌入主体一探索嵌入策略一维系嵌入结果"的共生式嵌入分析框架,可以将下乡资本的嵌入重新拉回协同发展的立场。返乡资本先采取关系嵌入顺利进入村庄社会,再运用利益嵌入实现与村庄社会的资源互补和利益共享,最后通过主体双向嵌入维持与村庄社会的互惠共生。返乡资本的嵌入总体上呈现出与村庄社会协同演化的样态。总的来说,下乡资本与村庄社会在社会关系、经济利益等方面的深度相互嵌入才能保证双赢并促进乡村振兴。
[摘要]马克思在不同时期对“鲁滨逊”的选择性评述,是理解其交换理论建构逻辑及思想内涵的一条重要线索。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批判了蒲鲁东以独立生产且没有交换行为的“鲁滨逊”为研究起点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倾向,驳斥蒲鲁东和布雷将平等交换视为理想社会基石的空想社会主义观念,确证了交换范畴的历史性。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批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文化史家、卢梭等人对“鲁滨逊”故事的过度诠释及其渲染的个人主义和自然主义色彩,强调交换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桥梁,是将人与人联结起来的纽带,在社会形态演替中具有重要作用。及至《资本论》及其手稿,马克思以“鲁滨逊”隐喻追溯交换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演变轨迹,展现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在个体层面的缩影,剖析交换的内涵及其对社会结构的塑造作用,揭示资本主义交换制度的剥削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