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这一科学思想体系化发展过程中凝练概括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创新理论成果的标识性重大概念,系统回应了长期执政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重大时代课题。习近平党建思想伴随实践发展不断丰富,以“十四个坚持”为主体内容架构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十四个坚持”是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有机统一,呈现出最高原则、战略方针、领域布局、责任闭环的严密逻辑。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既要把“十四个坚持”作为整体考察,也要将其放置在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进程中加以审视。在理论品格上,习近平党建思想从六个方面彰显的鲜明理论品格,兼具真理力量与实践伟力,使理论展现强大魅力。习近平党建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升华,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
摘 要: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的重要内容。这一重大命题承继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党使命的重要论述、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管党治党责任的思想成果,涵养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民为本、修身正己、担当尽责、规矩准绳等伦理资源,生成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伟大实践。其核心要义集中体现为:以党的领导和长期执政确立政治担当,以责任分工和组织关系明确主体结构,以制度治党和依规治党固化责任边界,以责任链条和闭环机制推动落地见效。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须在严管约束与激励担当的统一中激发履责动能,在政治统领与分类施策的统一中提升落实精度,在责任传导与协同履责的统一中构建贯通格局,在制度规约与责任自觉的统一中塑造长效机制。
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发展,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理解不断深化,有力促进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中国特色资源配置新模式的形成。在具体实践中,中国特色资源配置新模式的时代特征表现为协同性、同向性和同值性。对资源配置新模式形成的原因,需要从以下四个维度来理解,即市场经济条件下对资源类型的正确理解是形成新模式的前提条件、政府本身具有的双重职能属性是新模式形成的关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新模式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和国家观对新模式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滋养。通过分析可以看到,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并不存在普世模式。辩证认识政府和市场关系,应通过持续深化改革来为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各自独特作用提供有利条件,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长期发展中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摘 要:议题设置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环节。学术议题设置具有引领、规范和传播功能。议题重新设置是社会科学创新的重要标识和手段。作为现代化的迟到者,中国长期以来的学术议题是“中国何以落后”,并形成了特有的知识版图。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快速推进,需要重新设置议题。设置“中国何以崛起”的议题,可以开阔视野,将中国特殊性置于世界现代化的普遍性框架下,发现现代国家建构的积极传统。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变,都有一个权力集中于统一的中央权威的过程。传统中国属于“官僚政治帝国”,为现代国家构建政治统一性提供了形式要件,有助于在现代化进程中迅速构建统一的中央权威。“官僚政治帝国”的重要社会基础是家户制。这一制度有助于垂直的国家权威直接渗透于民众的生活领域,建构国家认同。
摘 要:旧制度主义以“结构—能动”二分作为理论基础,强调结构决定和塑造人的行动;新制度主义以结构主义的姿态强调组织场域内结构约束之下两者之间的二元互动,但依然陷入“结构—能动”悖论的困境。新近的制度工作学派通过重新界定结构概念、拓展能动性理论、以“制度运转逻辑”取代“制度作用机制”,构建制度研究的实践逻辑,试图突破“结构—能动”悖论。但是,制度工作学派只是将结构与能动性形式性地统一起来,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结构—能动”悖论。
摘 要:作为中国治理实践中一项特色鲜明的治理机制,领导包联制以纵向介入驱动科层组织注意力再分配的治理逻辑,为破解疑难公共事务治理难题提供了一种新的工具选择。在技术理性的支配下,常规科层组织的注意力分配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偏好。那些易于量化、便于考核且能在短期内显现成效的常规事务,更容易被科层组织识别、重视并优先处理;而那些长期存在、涉及多方利益、成因复杂的疑难公共事务,因其跨部门协同要求高、治理周期长、成效难以显性化等特性而在科层组织注意力分配时往往被边缘化,难以获得与自身重要性和复杂程度相匹配的治理资源投入。领导包联制通过包联领导这一纵向介入的政治权威,对科层组织稀缺的注意力资源进行再分配,重塑了疑难公共事务治理的政策议程;其通过政治势能注入、压力刚性传导、责任专有绑定,激活、聚焦和锁定了科层组织的注意力,将包联领导对疑难公共事务的临时性关注转化为可持续的治理能力。从科层组织注意力视角剖析领导包联制驱动疑难公共事务治理的运作逻辑,既能为疑难公共事务治理提供重要的理论参照,也能为理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治理韧性提供新的分析视角。
摘 要: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变革,其群体性崛起及对世界秩序造成的冲击本质上是两种现代性叙事的碰撞。以“传统—现代”的单线历史叙事逻辑、“冲击—回应”的西方中心主义视角、“中心—边缘”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为主要表现的西方一元现代性叙事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已暴露出深层危机。全球南方借助空间叙事对时间暴力的有力突破、凭借平等叙事对霸权逻辑的有效消解、依靠联系叙事对依附体系的成功超越,完成了对一元现代性叙事的三重解构。其多元现代性的叙事逻辑对世界各国现代化道路的进一步探索和现代化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具有深刻启示。
摘 要:超大城市规模性、复杂性、风险性使其面临突出的民意表达与政府回应张力。智能化趋势下,政府与公众如何通过数智技术及平台实现价值共创成为超大城市化解价值困境、推动精细治理的关键。基于公共价值、平台赋能及生态系统视角,构建“价值倡导—价值共创—价值输出”分析框架,并以A市人民建议征集为案例,考察超大城市实现数字化价值共创的动态过程。案例表明,超大城市数字化价值共创的内在逻辑在于公共部门依托平台技术精准识别公共服务需求,凝聚价值共识并动员治理主体在价值网络中共享资源,共同创造广泛包容的公共价值。面向数智时代,超大城市可从价值叙事、数智融合与组织调适等维度破解倡导、共创及输出阶段的潜在风险,为推进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提供创新路径。
摘 要:作为影响政民互动质量与治理效能的重要因素,行政负担在人工智能背景下出现了形态与结构上的变化,并带来了一系列现实问题,需要进行有效治理与应对。为了更好地分析行政负担的结构性演变,把握现有研究的发展脉络,文章系统梳理了相关核心文献,探讨行政负担基本内涵、表现形式、内部构成、生成机制、带来的问题及治理路径等议题。研究发现,人工智能背景下行政负担的内涵表现为一种发生在人机交互之中、由多元行动者承担并在多主体之间流转和分配的非预期性、非生产性成本。同时,行政负担呈现出更强的隐蔽性和前置化趋势,与数字技术相关的特征更加明显,并在内部构成上呈现传统三维成本消解延伸与新型负担叠加的复合状态。行政负担的生成是技术与制度、技术与组织、技术与用户等三个层面互动失衡的结果,可通过技术防控、制度规范、价值引领等治理路径化解行政负担变化带来的问题。未来研究需立足中国情境,系统分析行政负担的演变、转移、分配等议题,使用多元方法,推动创新测量范式,最终实现学理分析向实际操作的有效转化。
摘 要:聚焦中国省级与市级层面的政务 AI 实践,构建基于“服务交互属性—任务标准化程度—决策自动化程度”的三维应用场景分类模型,综合运用大语言模型(LLM)辅助分析与人工校准等方法,对 26 个省级样本与 365 个市级样本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政务 AI 应用整体呈现出“前台聚集、低自主偏好、渐进式创新”的特征,其中市级样本呈“前台优先、低自动化为主”,省级层面更聚焦高标准化任务。进一步看,空间扩散呈“沿海高密度牵引、全国多点铺开”,并伴随等级、邻近与跨越式扩散并存;部门结构上,行业主管部门、窗口与审批服务部门及数据牵头部门共同推动应用向“条线治理的专业化场景”下沉。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揭示政务 AI 部署背后的制度逻辑与演化路径,并提出基于分类模型的分级治理和差异化推进策略。
摘 要:数字政府建设背景下,政务热线正由“呼叫中心”向“治理中心”转型,但技术迭代如何驱动政务热线的功能演进仍缺乏机制性解释。研究基于多重制度逻辑视角,构建“技术可供—逻辑重组—功能演进”的跨层级分析框架,并以A省12345热线为案例进行分析,系统梳理其从物理接入、平台集成到数智治理的三阶段演进过程。研究发现,技术迭代并不直接影响组织功能,而是通过改变技术可供性触发国家逻辑、科层逻辑、市场逻辑与技术逻辑重新配比,并经由行动者“注意力焦点—认知构件—社会互动”(AIS)的微观逻辑重组链条转化为具体实践,最终固化、涌现为新制度,从而推动热线从“吸纳”到“预判”的功能演进。研究揭示了技术影响组织功能变迁的中介机制与跨层级路径,并提炼出压力吸纳型、竞争回应型与风险预判型三种不同逻辑构型下的治理类型,为理解数字技术嵌入背景下热线功能变迁提供新的分析视角。
摘 要:在当代中国城市治理实践中,空间已成为组织群众、统筹资源与重构社会秩序的重要治理要素。然而,列斐伏尔等西方学者提出的空间生产理论普遍基于资本逻辑,强调空间的异化及其对差异性的压制,难以解释我国以政党引领和人民本位为特征的空间生产实践。引入“政党国家”视角,围绕谁主导生产、生产过程如何以及生产何种空间等问题展开分析,并以S市M区党群服务中心建设为经验案例,系统揭示我国城市空间生产逻辑。研究发现,政党统筹推进城市空间生产,使空间成为连接国家治理目标与群众日常生活的载体。空间并非静态的物理建成物,而是在“构想空间—感知空间—亲历空间”有序互动机制中持续演化、反馈调适并不断再生产。人民空间是我国城市空间生产的正义指向,是服务配置、社会关系重构与集体认同建构的交汇场域,也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发展理念在空间层面的具象体现。在“政党国家”视域下,空间生产的正当性并非建立在权利抗争之上,而源于政党国家治理目标与人民主体之间的组织性统一。因此,人民空间构成了我国空间正义的重要形态,也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空间政治提供了新的理论路径。
摘 要:城乡要素流动、乡村建设推进和产业嵌入不断重塑乡村公共空间,空间更新与公共性提升不同步的问题日益显现。围绕乡村公共空间再生产如何发生、不同类型村庄公共性何以分化以及空间权利束如何优化配置等问题,基于空间生产理论构建“人—地—产”三维分析框架,运用类型化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对城郊型、旅游开发型、传统农业型、移民安置型和特色产业型村庄进行考察。乡村公共空间再生产的核心是进入权、使用权、决策权和收益权等空间权利束的重新配置。不同村庄因主导动力和资源条件差异,形成公共性弱化、异化、衰退、重构和修复等结果。空间边界偏移、主体参与受限和收益回流乏力,是公共性失衡的主要症结。因此,乡村公共空间治理应通过边界保障、协商参与、收益共享和分类施策,推动权利配置优化与公共性修复。
摘 要:智慧城市建设是数字基础设施、平台系统、算法模型、资本运作、治理权力与居民日常实践共同参与的空间生产过程。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理论通过阐释社会关系如何被数字化、模型化和平台化为空间秩序,揭示了资本增殖对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和公共条件的持续消耗。在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理论视域下,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关切点不是技术如何改善城市,而是实体城市、数据空间、算法模型、数字孪生平台和治理反馈如何共同生产新的城市空间,进而在代谢重组、关系支配和表象遮蔽中发生异化。推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须以生态限度约束数字基础设施扩张,以公共规则校准平台权力和模型责任,以数字空间正义和人民城市为导向重建城市公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