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在要求。美丽中国包含自然之美、秩序之美与境界之美三重意蕴。“美丽”与“富强”是互相依存的辩证关系:“美丽”是“富强”的自然基础、新型驱动力与价值旨归,“富强”为“美丽”提供物质保障、现实条件与世界视野。绿色发展理念贯穿美丽中国建设全过程,其在本体论意义上以生态承载能力为前置性约束,在价值论意义上以生态环境质量为判断尺度,在方法论意义上强调系统协调的统筹方法。“绿色发展动能”作为绿色发展理念走向科学实践的中介机制,在现实路径上表现为以生态约束重构生产逻辑,以绿色生产重塑生活方式,以绿色生活反哺生态保护,在生产、生活、生态的有机整体中推动美丽中国建设。
摘 要:意识形态有没有发展、动力何在、有何规律?这是意识形态理论应当回答的基本问题。以往的意识形态理论要么相信意识形态主导历史发展,要么否认和拒斥任何发展,导致这些意识形态不仅混淆了自身发展的内容与形式,而且颠倒了历史发展的动力与本质,掩盖了各种意识形态动机。历史唯物主义哲学革命推动和完成了意识形态术语革命,马克思从现实个人的物质生活关系出发揭示了意识形态发展的历史秘密:意识形态没有独立发展的历史,却能影响甚至改变历史的独立发展,发挥出解释辩护、批判引领和文明塑造等重要作用,并随着物质生产和阶级斗争而变化发展,制造出相对“独立性的外观”,表现出历史继承性、不平衡性和不同步性等发展特征。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发展问题规律性认识的坚持和发展,围绕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一系列命题、论断、观点和标识性概念,把握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规律,其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理论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产生的标识性理论成果。
摘 要:现代化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由之路。中国式现代化既遵循世界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又植根于中国独特的国情土壤。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中长期规划既顺应了现代化对战略引领与系统谋划的共性需求,又以规划治国的独特实践,为中国式现代化在复杂变局中实现有序发展提供了切实有效的机制保障。在具体实践中,中长期规划以其鲜明的战略引领机制、动态调适机制、资源统筹机制和综合平衡机制,有效破解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超长周期接续发展、超大规模力量汇聚、复杂议题选择排序等治理难题,彰显出“中国之治”的独特优势,为世界现代化建设贡献了独具价值的中国方案。
摘 要:“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和丰富人才资源优势。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经济建设、社会再生产和世界市场等理论表明,党的领导是四大优势得以生成的根本保证。在党的领导下,四大优势形成了制度引领、市场牵引、产业支撑、人才驱动的互动关系,并能通过特定转化机制,将潜在的优势转变为现实动能。针对优势转化过程中面临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和有效需求不足等现实梗阻,必须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明确优势转化工作的遵循原则,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完善有效的工作方法,确保四大优势顺利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效能。
摘 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是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哲学视角。在此观点基础上,正确政绩观的认识论根基、价值论意蕴与实践论要求得以系统性展开。在内涵要义上,正确政绩观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运动规律,由党性原则、为民造福、高质量发展要求、真抓实干、三重检验五个方面形成逻辑贯通的有机整体;在价值意蕴上,立足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历史传承与时代发展,是“两个结合”的生动体现,凝结了党百余年治理智慧,彰显了理论价值和实践伟力;在实践要求上,从思想教育、选人用人导向、考核评价、偏差纠治四个方面发挥实践认识先导、实践主体塑造、实践成效检验、实践纠偏调节的功能,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辩证运动规律的制度化展开。
摘 要:在化肥过量施用对农业生态安全构成威胁的背景下,探究高标准农田建设能否有效促进化肥减量,对于构建农业绿色发展长效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从双规模经营视角出发,利用四川省1032户水稻种植户微观调查数据,采用条件混合过程估计模型、倾向得分匹配等方法,系统考察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户化肥减量的影响,以及土地规模与服务规模在传导机制中的交互关系。研究发现:高标准农田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农户化肥减量,该结论在处理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促进土地规模经营与社会化服务规模经营两条路径间接推动农户化肥减量,且地块规模与服务规模在减量效应上呈现一定的替代关系;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化肥减量效应在高土地质量、规模经营、纯农户、长期务农意愿强烈、未经历土地调整以及地处丘陵山区、社会化服务市场发育完善地区的农户群体中更为显著。因此,应分类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重点强化丘陵山区地块整治的化肥减量效应,同时推动土地流转市场分层化设计并培育村级社会化服务组织,打通规模经营“最后一公里”,充分释放高标准农田建设在化肥减量中的政策潜能,实现农业绿色发展与国家粮食安全的双赢目标。
摘 要: 数字人民币本质上是数字经济生产关系的核心构件, 其与新质生产力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辩证逻辑关系。一方面,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新质生产力在数据要素化、生产网络化和环境安全化的发展过程中, 内生地形成了价值信息交融、智能自动分配、可控匿名信任等全新货币功能需求, 催生并发展了数字人民币这一数字经济生产关系核心构件; 另一方面, 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 数字人民币通过生产要素优化实现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开发与升级, 通过科技创新驱动加快技术研发与应用, 通过产业升级助力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成长, 从而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然而, 数字人民币在发挥其赋能作用的过程中, 面临技术与基础设施、法律和监管体系、用户与市场竞争、政策与金融体制等多重挑战与限制。因此, 为充分发挥数字人民币积极效用, 亟须推进数字人民币技术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法律法规与监管体系完善、加快用户接受度与市场竞争力提升、强化政策协调和金融市场结构优化。
摘 要:低空经济的迅猛发展催生了海量数据,由此也带来了较大的数据风险。要防控这些风险,对低空经济数据进行监管十分必要。低空经济数据所具有的高敏感性、动态性和技术融合性等特点,使得通用意义上的数据治理规范难以为低空经济数据监管提供有针对性且高效的法律依据。低空经济数据监管面临数据权属关系复杂、全链条监管缺位和监管协同力不足等现实挑战。可采取的应对措施包括:明确数据控制者为监管义务主体;完善事前、事中和事后全链条低空经济数据监管;建立跨部门、跨区域的低空经济数据协同监管机制。
摘 要:数字化转型是超大城市解决城市扩张与治理效能矛盾的必然要求。数字化的核心在于借助数字技术重塑治理方式,通过数字化系统和平台实现超大城市治理从经验判断转向基于数据的科学决策,从碎片化管理走向系统性治理。研究表明,在城市化治理过程中,数字化为精准决策、高效协同、风险预警等提供技术支持,但也带来“数据孤岛”“数字鸿沟”以及数据安全等挑战。基于此,应统筹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发展,为数字治理提供清晰规则和制度保障。同时,要建设超大城市数字基座,推动技术与具体治理场景深度融合应用,实现超大城市治理的整体跃升。
摘 要: 自 ChatGPT 发布以来,生成式人工智能逐步嵌入文献检索、学术写作和数据分析等知识生产环节。与以对话回答为中心的问答式模型不同,代理式系统能够围绕给定目标自主拆解任务,并在检索资料和调用工具的过程中持续调整行动,形成从判断到结果生成的连续流程。代理式系统的技术逻辑区别于问答式模型,主要表现为自主规划、闭环推理和跨域整合等特征,并由此重塑知识生产的主体位置、过程结构和组织形态。代理式系统在提高知识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带来特定风险挑战:可计算对象被优先处理,从而压缩依赖默会经验与历史语境的知识形态;系统以多步骤自动执行介入知识生产过程,使得责任归属更加困难;既有科研评价以成果文本为中心,难以覆盖代理式系统介入过程中的证据筛选与人工复核。未来则应推动知识生产的过程性治理,以过程披露与责任锚定为规范底线,缓解因系统可及性而产生的新型不平等,重建人工智能时代效率红利与知识质量的平衡。
2026年7月5日,“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运行态势与展望研讨会暨《改革》第五届学术委员会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由重庆社会科学院(重庆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中央财经大学联合主办,重庆社会科学院、中央财经大学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共同承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家级高端智库、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6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十五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