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引用了列夫·托尔斯泰的一段话。这位大作家珍视的作品,表达的不是他“明白”的内容,而恰恰是他深沉的困惑。托尔斯泰的作品中既有对个体生命的困惑,也有对社会发展的困惑,充满了丰富的张力。优秀的作家要写自己的困惑,与文学是“显示”而不是“证明”这一“本性”有关。深沉的困惑源于作家内心与外在世界的冲突,既是文学书写的核心内容,也是文学书写的核心动力。深沉的困惑有时令作家难以自拔,以至于要向原型、灵感之类神秘性的因素求助。从马克思主义观念看来,作家的困惑源于“实践”。中国当代创作中存在的问题与作家困惑的不“深沉”有关,体现在独特的、生动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中间人物”尚不丰富等等。当今时代快速发展,作家们深入生活便会遇到丰富的困惑。如科技与人文,尤其是强人工智能营造了巨大的问题场。深沉的困惑,是文学的价值与尊严所在。
摘要:“新大众文艺”不是一种凭空产生的文艺现象,而是百年文艺大众化运动在不同时空背景下的自我延展。判断“新大众文艺”与文艺大众化运动之间,是否存在一种不可分割的内在逻辑,不能只是从技术手段去看问题,必须从文艺大众化运动的理论构想与具体实践去进行分析。无论苏区文艺还是延安文艺,“大众主体性”“大众娱乐性”以及“大众参与性”,一直都是文艺大众化运动的人文理想,并被付诸具体实践。新中国的“人民文艺”,则是文艺大众化运动的高级阶段,它通过一系列保障性措施,为文艺大众化的全面实现夯实了基础。伴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新时期出现的电视媒介和网络媒介,逐渐取代了文学在“文艺”中的统治地位,人工赋能又助力大众从文艺的受众群体,直接变成了文艺的创作主体。所以“新大众文艺”不仅实现了文艺大众化运动最初制定的奋斗目标,同时还开启了现代中国文艺的历史新篇章。
摘要:本文从内涵特征、历史逻辑、学理逻辑、实践品格、重大意义、经验得失以及未来可能性等方面,试对新大众文艺做一些剖析,以厘清新大众文艺的来路、现状及未来的走向。
由于有关部门的积极推动,也由于迅速重组的文艺格局的“倒逼”,“新大众文艺”这一概念近期异军突起,深受期待,恰如提出“新大众文艺”宣言的《延河》杂志的热情礼赞:“(它)是巨变时代文艺的新疆域”,“来自广阔的大地和田野,他们的歌吟,他们的咏叹,真实自然,鲜活生动,有无穷的魅力”。①不过,从热情期待到现实的文艺实践,道阻且长,仍有客观的难题需要解决。这指的是,尽管新大众文艺“呈现出普通大众广泛参与创作、
新大众文艺无疑是近段时间以来文学研究界的热门话题。这是一场自下而上发生的文艺浪潮,同时得到了自上而下的关注和助推—一作为浪潮趋势它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进步出现已久,而以2024年第7期《延河》杂志刊出《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一文为标志,这一浪潮迅速获得了上层建筑层面的关切,并迅速凸显出在理论层面获得言说的需求。李敬泽认为,“人民大众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参与着文学艺术的生产传播,进而改变
新世纪以来,以通信信息技术(ICT)为主要标志的科技革命狂飙突进,以科技创新为主要动能的媒介转型,对文化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产生了极大影响。在此期间,国家文化战略调整,对新媒体及传播技术的发展进行大力推进,深刻改变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生产和文化形态,文学生活也随之发生了剧烈变化。2022年9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白皮书(2022年)》,从技术、应用和治理等维度指出继专
摘要:岭南抗战文学在时代使命的表达上呈现出以笔为旗,刚柔相济的特点,善于运用地域符号构建“南国密码”,塑造了充满市井烟火气的“平民英雄”,形成了日常化和清新乐观的“烽火抒情”美学风格。岭南作家既以锋利笔触直击战争本质,又以温润书写守护人性微光,在民族大义与地域风情、战斗激情与生活诗意的交融中,构建了中国抗战文学史上极具辨识度的“岭南叙事”范式,显示与北方抗战文学有别的重要文学价值。
摘要:郑江萍于1949年出版的小说《马骝精》是香港方言文学运动的“遗珠”,未纳入到方言文学运动的成果进行考察。郑江萍以亲历的战斗经验,运用杂糅的方言写作,描写了农民孤儿“马骝精”成长为战斗英雄的故事,既尊重生活真实的逻辑,又体现了对左翼文艺意识形态的终极追求,体现了作家从民间立场出发沟通政治意识形态的努力。小说的方言写作呈现出一个原生态的民间世界,并以方言融合孙悟空形象,塑造出了个性鲜明的革命新人“马骝精”,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小说的方言写作该谐、活泼,富有民间趣味,是从地方路径出发对广东地区人民抗战历史主体和情感结构的生动演绎,其历史意义和文学史价值应该受到重视。
摘要:饶宗颐诗学观以文化主体意识为根基,核心为“三关说”重构、和韵诗学与理趣说,通过古典诗学的创造性转化,构建起兼具学术深度与中国特色的诗学理论体系。“三关说”重构继承并发扬沈曾植“元祐——元和——元嘉”的诗学框架,重新整合苏轼、黄庭坚的禅思哲悟,韩愈的刚健气格,谢灵运的山水玄理,在文献考据与哲学诠释的互动中激活古典诗学的现代性。和韵诗学以“依韵不袭体”为创新路径,其和韵创作既保留传统形式美感,又通过诗学语言、文化认同的本体重构,为传统诗的当代转化提供实践范例。理趣说针对中国诗学现代转型困境,以哲理与意象的融合突破“抒情/说理”二元结构,开辟汉语诗歌表达形上之思的新路径。饶宗颐的诗学实践本质是以文化主体意识重构传统话语体系,其价值在于方法论层面打破学科界限,揭示古典资源经创造性转化后,仍能参与现代精神建构,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论提供本土智慧参照。
摘要:张欣的都市小说以改革开放后的都市为叙事场域,通过商战、家庭与婚恋等核心情节,展现社会转型期人际关系重构,揭示物质繁荣表象下的价值迷失与转型阵痛。在其新作《如风似壁》中,她构建了独特的文学地理学样式:微观维度上,通过市井生态诗性再现岭南地域文化;宏观维度上,以女性主体性叙事有机融合个体命运与岭南文化精神。此双重叙事策略不仅完成了对岭南文化本质的诗学诠释,更塑造了具有范式意义的广州文化表征。张欣的创作深受“文化认同”影响,源于其作品中原乡文化基因与都市客居经验的深刻错位。
摘要:《秘画之恋》以红角杨园的存亡为叙事核心,通过跨时空的多线索叙事与诗性语言,书写了一部理想主义与现实危机博弈的现代寓言。小说继承传统家园描写将红角杨园重塑为中西美学交融的“文化记忆场域”的同时,描绘了唐岱与明灵柏拉图式的“灵魂之爱”,在他们共同的守护行动中揭示了传统士大夫精神在现代的延续。此外,小说以戏剧化语言、中西美学碰撞与神话现实交织的叙事策略,写出了当代社会存在的文化危机、精神失落以及人性异化的精神荒原,启示我们唯有以文化自觉为根、以批判行动为剑,方能抵御异化洪流,于断裂处重构精神的“理想家园”。
在工作生活的李衔夏,是我这几年特别关注的广东年轻作家之一,近年来集中阅读了他的小说,现在主要是就他的中短篇小说展开探讨。 李衔夏的出现是小说界的一个异数,起码是广东小说界的一个惊喜。他是一位桀不驯的小说家,也是一位逻辑严密的小说家。他的小说充满了奇思异想,但读起来非常真实可信。他的路子既带有先锋小说家的余韵,但又具有积极的现实关怀。他的小说基本上都取材于现实生活,没有回避现实中的种种难题;但是也
在当下的小说写作现场,的小说可说是个“异数”。其特异之处很多,而它们可以说都围绕着一个中心,也是作者努力想达到的境界,即经由情感的途径,最终达到理性的境地。 一般情况下,在情感与理性这意识的两端,有的作者长于情感体验,其小说描摹世间情爱、细腻的日常生活点滴,以情动人;有的作者长于智性分析,其洞察力往往穿透表象,以隐喻和象征说话。也有些作者在情感与理性这两点上比较平衡,没有哪一端特别突出,这时候,
本来在后记里适当地剧透一下也没什么,很多读者已经按顺序把小说正文给读完了,但总有一些读者,习惯把一前一后的序和后记读了才决定要不要好好读小说,不巧我本人也是这种人,因此还是把后记当作序二来写比较好。在写这篇后记的时候,我刚收到了《无无》的第四次退稿意见。我的首部长篇《人类沉默史》已经有过未能发表的遗憾,后来它尘封七年后得以出版并获得了一些奖项和名家的好评。到了写第二部长篇时,我是充满信心与期待的
摘要: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始终以文体实验为内核,通过“散文化”叙事与方言书写重构着当代乡土文学的审美范式。本文聚焦其小说中“去情节化”的散文化倾向与方言叙事的文化张力,探讨二者如何共同构成对中国传统小说文体的突破,并在现代性语境下形成独特的“混沌美学”。这种实验性文体既是对中国叙事传统的再激活,突破着乡土书写现代转型的阈限,同时也面临着读者接受与传播层面的叩寻。
摘要:汪泉是旅居广州的西部作家,他的作品涉猎散文、诗歌、纪实等领域,但最能反映其艺术水准的文字是他的中、短篇小说,其中篇叙事周详,情节婉转;短篇人物气血丰满,叙事语言朴实无华。代表作如《教室里的月亮》《毡》以及短篇小说合集《阿拉善的雪》等,在小说主题、叙述视角、人物形象、作品语言等皆表现出浓郁的西部乡土特色,隐含在文字后面的,是作家难以言说的精神还乡情结。
摘要:阿来的博物诗学创作是地方文化建构的典范。他通过对嘉绒藏区自然风物与历史变迁的书写,揭示了物所承载的地理风貌、人文精神与地方记忆,有效形塑了鲜明的地方文化认同。其文本中,自然之物成为地域性标识,外来之物则影响了藏民的日常生活与身份认同。尤为关键的是,阿来提出的博物馆构想,关涉集体记忆的再生与族群文化空间的重塑,体现了其对族群文化在当代语境下坚守与超越的双重探索。纵观阿来的创作,他对物的系统性书写,实质上是探寻跨族群文化沟通的契合点,彰显了全球化语境中作家参与现代民族国家文化建构的使命感与文化实践。
摘要:吴志良的“澳门”观暗含后殖民史学或日解殖史学的锋芒。绕开一系列具体问题,吴志良在书中为澳门学研究指出了“本体转向”的方法论新路向:启用本土视角,将研究主体从中葡关系史转向澳门内部社会的演变。《何以澳门》并非一个闭合的文本空间,而是持续生长的文明叩问网络系统。吴志良的真正野心,也许在于将这座城市锻造为理解现代性的棱镜——透过“澳门之镜”,窥见人类文明的未来。澳门之作为文明系统的“未完成态”,将为所有固化的文明叙事保留自我颠覆的可能。
摘要:创意写作强调个人情感和体验的表达,相关课程与过往的写作课相比,具备了学时拉长、教师队伍充实(作家加入)、学习文献丰富等三个特点。创意写作的真谛在于集纳、领悟先贤,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自我再创造,通过细法文本与经典互动,将先贤经验化为自身的创意能力。
摘要:新诗虽然历史不过百年多,但诗人众多,诗作纷呈,因为不同的编选目的和诗歌学术,有关于新诗的选本浩如烟海,编法五花八门。暨南大学教授姚新勇独辟蹊径,采用“兼项”“学术加法”的方法,编选了一本融诗选、点评、资料、综述/研究为一体的新型的新诗百年选本,该选本融文学史、诗选、作者点评、资料、综述/研究为一体,兼具学术性、参考性和可读性。该选本因此而开拓了一种有关于新诗的新的编法,贡献出了一本新型的中国新诗百年选本。同时,姚新勇教授使用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对中国诗歌进行研究,得出中国古诗千年来稳定发展的原因是“文人共同体范式”的存在和稳定,而新诗的出现是因为范式革命造成“知识分子新诗共同体”的出现和成熟,进而雄辩有力地解释了旧诗持续千年的原因和新诗出现的原因及其必然性。同时,通过编选以及选本的完成,姚新勇教授呈现了其可以被命名为“历史/文化/政治诗学”的诗学建构,该诗学对阅读新诗、研究新诗和新诗写作,都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和指导性。《中国新诗百年经典:精评,作品选目,综论》一书,以其兼具文学史、选本、资料性、学术性、评论性的特点,成为近年来中国诗歌学术、研究、编选方面的重要收获之一。
摘要:《龙凤歌》打破传统乡土文学的单一主题框架,通过马秋月、龙凤胎等人物命运的交织,构建了一个超越地理边界的文学场域。小说以“想象的乡愁”为方法论工具,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解构乡土社会的文化基因;通过“慢叙事”美学与日常诗学,以琐碎细节映射生命本质。《龙凤歌》是一部以乡土为原点、以命运为核心、以叙事为载体的精神史诗,既延续了胡学文一贯的创作脉络,又为当代文学提供了“经验性写作”的范式启示。
本期“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刊登和的文章。文章讨论的“作家的困惑”,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理论问题。文章的中心观点是作家要创作出优秀作品,必须具有深刻独立的思想。文章思考深刻,对当前中国文学具有深刻的针砭意义,很值得一读。 “前沿观察”刊登讨论“文艺大众化与新大众文艺”关系的文章。这个话题与本期“思想圆桌”密切关联,纯属巧合。文章从结合现代文学时期的“文艺大众化”讨论和相关问题,用以思考和启迪现实,是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