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嗜烟如命,抗战时期,由于贫病交加,烟价飞涨,他不得已戒了烟,可不到三个月,便又复吸,“没有香烟,简直活不下去”!多少烟鬼读之一笑。 父亲今年开始第二次戒烟。春夏之交的一场剧咳,令他痛定思痛。馋时痒时,就嚼豆子茶叶,倒也坚持至今。他第一次戒烟,则源于十几年前送我去北京读大学,第一次坐火车,而且是一天一夜的长途。车上抽不了烟,憋坏了几十年的“老烟枪”,遂一鼓作气“熄”火。岂料一年后就“旧烟复燃”
这是我 在学术会议上遇到同行,对方常常问及我的研究专长。对于我来说,这往往是个难题。 客套的回答很容易,中国思想史可以算是我的研究领域。如果对方进一步问我专注于什么历史时期或思想范围,简单的回答就是先秦两汉南北朝,儒、道、佛都略有涉及,还有经典诠释。之所以说客套,是因为对方通常不会再多问了。 客套当然不等于虚伪或敷衍,我的回答总是诚恳的。但我的回答暴露了自己的毛病:读书喜欢广泛涉猎,兴趣也许
2021年底,我接到一份翻译工作,负责《剑桥中国魏晋南北朝史》中《清谈与玄学》一章的中译,作者是劳悦强先生。《剑桥中国史》是西方汉学名著,参与其中的作者都是该领域的佼佼者。2023年,劳先生来厦门开会,其间来榕城办事,约我相见,我感到受宠若惊。劳先生会希望谈些什么呢?是对翻译的看法?我心里不免有点忐忑,便准备了翻译中的一些疑问,以便向劳先生请教。我们约在西湖见面,劳先生颜色和悦,平易近人,毫无架子
一 龚明德教授《文事叙旧》书中,有一篇《朱君允及其〈灯光〉》,写到了这位与袁昌英经历类似的武大女教授。我以前多次读到过朱君允,但印象不深,更没有系统地了解她的生平——直到读了龚老师这篇文章,并去查了一些资料,尤其是她女儿熊性淑编的《灯光,永远的灯光:我的母亲朱君允》一书。 朱君允(1894—1966),原名朱驈,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作家和翻译家,也是早期接受现代高等教育并赴美留学的女性先驱
2024年8月24日,美国学者李敦白(西德尼·里滕伯格)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去世,享年九十八岁。李敦白在中国居住长达三十五年,是一位诚实、正直、善良、同情中国革命的美籍友好人士。他也是首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籍党员,在中国共产党人心目中,他是与诺尔曼·白求恩、埃德加·斯诺、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等齐名的外籍友人。 在中国,李敦白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等众多重大历史事件,与中共高层有过密切接触
据黄山书社2014年版《茅盾全集》,茅盾一生留下的书信共一千五百余封,但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留下的书信仅二百六十余封,至于现存的茅盾民国时期书信手稿则数量更少。重庆市档案馆“豫丰纺织公司”全宗内,收藏有一封茅盾(沈雁冰)1945年10月7日为打听叔叔沈薰南乘坐飞机失事情况,写给潘世经(字仰山)的书信手稿。这封珍贵的书信手稿失收于《茅盾全集》,亦未见于各类茅盾年谱、年表,当属佚文,兹略作钩沉,以飨学界
金景芳与金毓黻相识始于1931年。彼时,金景芳三十岁,金毓黻四十五岁,二人同任职于辽宁省教育厅。不过,一人是小股长,一人是大厅长,不仅年岁相差一大截,身份地位更是悬殊。然而,工作上的领属关系非但没有阻碍彼此的交往,反而促成了两人相知相惜的缘分。从此,两人开启了前后三十余年的交往历程,这段情谊堪称“金石之交”。 1932年5月,经金毓黻引荐,金景芳成为沈阳奉天省立第二初级中学的国文教员。虽是教员之
翻阅《钱基博年谱》,关于蔡观明的记载,始现于1926年,全书仅此一处。其实钱基博与蔡观明一度过从甚密,述及两人因缘,不妨从一本旧书谈起。 1924年4月,“新中学教科书”《国学必读》(上册)经中华书局印行面世。编者钱基博(钱子泉)先生眼光不俗,编选章行严、梁启超、胡适、郑振铎、胡以鲁、陆殿扬诸君佳作。其中《诗之研究》的作者蔡观明令名不彰。幸好书中录其小传,读者方知其人:“蔡观明,名达,江苏东台县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于1988年7月推出的《中国翻译家词典》,是我的一本案头书,每每翻阅,总是感到新意盎然、书香沁人。该词典由著名书法家舒同题签,著名翻译家叶君健作序。列入词典的翻译家中,湘人占四十七位,其中影响颇大的有十六人,他们是:李青崖(1884—1969),汨罗人;李达(1890—1966),永州人;萧三(1896—1982),湘乡人;成仿吾(1897—1984),新化人;田汉(1898—
一 1992年9月开学之前,哈佛大学东亚系系主任杜维明自夏威夷大学学术休假归来,在费正清中心召开“文化中国:理念与诠释”国际学术研讨会,李欧梵、林毓生、劳思光、郭振羽、刘笑敢、刘梦溪、沈昌文、汪晖、周勤、康绿岛等几十位中日韩学者参与。林毓生与王元化两位教授刚在夏大相契,又和赵元任千金、哈佛首位华裔女教授赵如兰一同开会。 林先生与我谈起他导师海耶克,那年3月,这位奥地利保守派自由主义者以九十二岁
一 方继孝先生《陈梦家和他的朋友们》一书的自序,以《天下几人识梦家》为题,既是在感慨当今之世,“陈梦家”之名已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渐渐隐入尘烟;也是在悲叹陈梦家一生交友无数,但真正肝胆相照的朋友为数寥寥。清代学者徐时栋的《烟屿楼笔记》记载了一联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鲁迅又以此书赠瞿秋白,将其引为同心同德的至交。在《红楼梦》中,紫鹃对林黛玉如是说道:“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
中国近代维新壮士,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谭嗣同,于清同治四年(1865)出生于北京宣武门外懒眠胡同其父亲谭继洵的官邸。他六岁那年,全家搬迁到库堆胡同的浏阳会馆,其童年生活主要在北京度过。光绪二年(1876)春,北京暴发白喉。谭母徐夫人、长兄嗣贻与次姊嗣淑,竟先后染病去世,发生了“五日三丧”的大难。谭嗣同也染上了此病,三天三夜昏迷不醒、滴水不进,“气息奄奄,生死莫卜”。但十二岁的谭嗣同生命力坚韧,竟奇
高考已结束有时,但人们还在议论各地的高考作文,好像今年的文体限制放得宽一些,考生可以写诗。这多少让人感到一点欣慰,我们的考试甚至教育,终于更有以考生为本、以学生为本的意味了。 从高考想到中国的教育,进而想到一个人,即著名的平民教育家夏丏尊,他的译著《爱的教育》(〔意大利〕亚米契斯著)影响很大,他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由开明书店出版的《平屋杂文》也被我视为枕边书,一读再读。 这本书给我的印象,夏丏尊
一 友说,读《金蔷薇》,得省着点读,语气里满是不舍与爱惜。在物资匮乏的年代,父母交代子女,穿衣服要省着点,是因其少。但在书籍浩如烟海、唾手可得的当下,能如此爱惜,足见此书珍贵。 另一位友人说,年轻时,在最艰苦的岁月,全凭《金蔷薇》支撑度过。他把那些苦难作为一种游历,像帕乌斯托夫斯基那样流浪在各个码头与小镇,觉得人间尚有温暖与良善存在,脚下依旧有光。即《金蔷薇》不仅是读者的精神食粮,更是行动指南
易彬于穆旦研究上兀兀穷年,早为今日学界所注目。《幻想底尽头:穆旦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25年版,以下简称《穆旦传》)问世未久,适值穆旦《赞美》中的诗句出现在全国高考语文卷的作文命题之中。穆旦这个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不断被打捞、被重估的寂寞诗人,一时获得如此强大的公众关注,确实有些让人始料未及。不过,网上诸多热炒穆旦其人其诗的文本,并未深度进入穆旦的精神世界。相对于媒介的喧嚣,易彬的《穆旦传》以
关注陈崇正的创作有许多年了,从他早年的诗歌创作,到先锋小说《半步村叙事》《黑镜分身术》,再到《香蕉林密室》《美人城手记》等长篇小说,惊叹于他的创作题材之广,速度之快,力度之大,近几年几乎每年一部长篇,并且每一部都有新想法。《归潮》更令人感到,作者在创作上终于找到他的原乡——来自故乡潮汕强大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贯穿全书,使人一时无法感知作者的边界:不知作者究竟懂多少东西,以及难以猜测他将采用怎样的手
唐朝是一个令人怀想、充满浪漫色彩的时代,爱情的美好不仅见诸文人墨客的笔端,而且在百姓的日用器皿中流溢。长沙窑瓷器上富有特色的瓷铭诗向世人展示了唐代诗歌的繁荣,让后人看到了唐诗的民间书写,其中有许多吟咏爱情的,如很多人都知道“君生我未生”的深情与憾恨,这些瓷铭诗多出现在瓷壶、瓷罐、瓷碗上,偶有写在瓷枕上的。其中,湖南博物院收藏的(“日红衫子合罗裙”诗文瓷枕)在青釉褐彩狮座枕面上写着:“日红衫子合罗裙
一 1926年5月底,林语堂离开北京回到闽南故乡,任厦门大学文科主任,国学院总秘书;1926年9月4日,鲁迅应他的邀请也离京南下,任厦门大学国学院教授。他俩在厦门大学共同工作生活了一百三十五天,这期间他俩的关系如何呢? 后人对此评判不少,但有的受到特定历史语境的限制而失于准确。像鲁迅最亲近的弟子章廷谦(川岛),在他的《和鲁迅先生在厦门相处的日子里》一文中是这样写的:“在临走前的那几天里,我几乎
老舍先生对香烟情有独钟,也有着难解情缘。他常常一边手夹香烟,一边埋头写作。家人只要看到他的房间里烟雾缭绕,就知道他正沉浸于创作之中,便不会前去打扰。每当他文思泉涌、效率极高时,房间里的烟雾也格外浓重,书桌上的烟灰缸里总是堆满了烟蒂。 1942年,老舍创作了短篇小说《一筒炮台烟》。小说描绘了阚进一在艰苦岁月中的生活与挣扎,展现了那个时代青年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即便在经济极度困难的情况下,阚进一
苏联作家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是一部“身世坎坷”的奇书。小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已脱稿,但作者生前未能看到它的出版。直到六十年代中期,布尔加科夫去世二十余年后,这部作品才始得与读者见面,但也是经过“大删大减”。《大师和玛格丽特》甫一问世,即轰动苏联文坛,在境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论议声数十年不绝,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经久不衰的“布尔加科夫热潮”。 这部小说与中国读者的初次相遇发生在二十
我1984年考上中央民族学院(后改称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民间文艺学暨民俗学硕士研究生,重新开始再执弟子礼的愉快且“放飞”的学生生涯。 所谓“放飞”,那是相对于本科阶段严格按照课程安排上下课,不可逾矩而言的。研究生阶段,宽松灵活得多,除了必修课,多了大量选修课和自修时间,可自行支配,这就有了到系外乃至校外“蹭课”的客观有利条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两套丛书在读书人中影响极大:一套是锺叔河八十
1983年底到1984年初的圣诞节和新年假期,我正在纽约度假,趁机专程去普林斯顿大学,与杨小凯围绕“经济学救国”的抱负彻夜长谈。小凯谈到自己的伯乐——邹至庄先生,对他充满尊敬,又提到邹先生建议筹建一个经济学人的学术团体。杨小凯和于大海、钱颖一不懈努力,一年后,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举行了学会的成立大会,虽然条件简陋,却因理想而熠熠生辉。 我和小凯成为志同道合的好友始于1980年,当时我们还在国内。
第一次见到钦慕已久的洛夫先生,是在2004年秋天的一个黄昏。当他步履轻快地走进衡阳市政协苑,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感觉他的气场特别强大。在后来写的《“诗魔”洛夫的乡情》一文中,我这样描述道:“他的身材高大魁梧,腰板笔挺,满头银发,精神矍铄,和善的面庞上总是浮现着浅浅的微笑,但又给人若有所思的感觉。他是如此高贵,却又如此平凡;他是如此优雅,却又如此豪放;他是如此威严,却又如此谦卑。在他的身上,
坊间流行的闻一多诗(含新诗)集,可谓甚夥矣,但不同程度地存在失校、误收和失收现象。 武汉大学孙党伯先生曾指出,某家出版社出版的《闻一多诗集》,其中所收《真我集》的几首诗,竟是错漏百出: 比如,第一首的诗题明明是《读沈尹默〈小妹〉!想起我的妹来了也作一首》,而《诗集》却误成“读沈尹默《小妹!想起我的妹来了》也作一首”。……又比如,《诗集》的前一首《所见》本来是古诗今译《南山诗》的最后的9行……而
在人类近代的思想或学术史上,我们常常知道有所谓的“西学东渐”,而未必清楚“东学西渐”,尤其是获“东学西渐”之极大成功的印度学代表,即辨喜尊者云游弘道的西行历程。时隔一百多年,我们更不清楚他曾在世界上所创下的浩大功业。 然而,诚如印度著名的哲学家斯里·奥罗宾多·高士所云: 辨喜在人类历史上的出现,标志着拥有圣雄之灵的大师,他注定会把世界放在自己的双手之间,改变了它的整体面貌与进程;辨喜是印度于世
一个西天取经的项目搅动了三界四洲,经商就像西天取经,孙悟空如同一个创业者,既要学腾云驾雾、七十二变,又要结交三教九流的人脉,还得嘴甜心狠,有灵活的办事手段,才能保护唐僧到达灵山,取得真经。 企业家、创业者也是一样,带着使命来到这个世界上,大闹天宫,百炼成钢,少了哪一样都闯不过九九八十一难,修不成正果。 在百年大变局的当下,从商业的视角重新读《西游记》,会发现西天取经之路竟是一条产业升级之路,是
教材不好写。关于传统文化经典的教材尤其难写。这些年,我虽然写了不少书,但一直不敢编写教材。因为如何在学术性和可读性、知识性和普及性之间,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这个分寸很难拿捏。 所以,当我听说刘永博士在写一部关于《诗经》的教材,并且请我为他写序时,不免有点为难。一方面,我手头也正在撰写《诗经通讲》,不想也不便受到同类信息的影响;另一方面,就是基于我对教材写作的偏见——我总觉得,为了编教材而写书,难
文章需要捕捉吗?当然需要。古往今来,许多文人墨客都苦苦追寻。古人云,“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一名之立,旬月踌躇”;今人说,“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诚哉斯言。当然,平时的阅读、生活的积累、勤于创作和思考,再加上灵性和悟性,才能达到“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从而获得缪斯女神的回眸一笑。 邓跃东就是一位“捕文”的汉子,一直在路上,一直在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