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于侦查人员在侦查讯问前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哪些权利,不同国家的规定往往存在较大差异。美国侦查讯问前的权利告知要求集中体现为米兰达规则。欧洲大陆侦查讯问前的权利告知规则在欧洲人权法院判例与欧盟立法的推动下逐渐趋于统一,并且呈现不同于米兰达规则的特点。欧美国家对于沉默权和律师帮助权的告知要求基本相同,且均以一定的侵权救济机制为后盾,反映了当代侦查讯问前权利告知规则的共同发展趋势。我国侦查
摘 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组织形态的日益复杂,单位犯罪已成为刑事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对象。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的规范供给不断完善,但刑事诉讼法还未设置专门程序,单位犯罪案件的办理主要依据司法解释,并参考适用自然人犯罪的诉讼程序,由此形成实体上独立而程序上依附之现象。回应型法治关注社会变迁及其产生的治理需求在法律制度上的体现,这为单位犯罪刑事程序建构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现行单位犯罪刑事程序不仅规范
摘 要: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渗透到金融行业的方方面面,并朝着自主决策的智能体方向发展。这种趋势会给私法归责逻辑和金融监管范式造成较大冲击。技术链条中的身份识别障碍、行为属性界定不清、因果关系难以确定等问题,导致责任认定链条断裂。僵化的监管体系又不能适应生成式模型不断更新迭代的变化趋势,从而导致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效果大打折扣。现有的法律回应大多出于工具主义法治观,用静态的实体规则来约束动态的技术革新
摘 要:等价理论的必要性在不作为犯中应当得到重视,不仅要区分等价性与等置性,而且在等价性内部也要注意多重内涵。一方面,应当对“可罚性等价”和“行为等价”予以区分;另一方面,在“行为等价”内部,根据行为危险性和主体身份的不同,也可以将“行为等价”细分成两个层面。第一层内涵是狭义的实行行为等价,即把“行为等价”聚焦于构成要件的实行行为,而不是违法性、主观态度或者其他可罚性要素。第二层内涵是行为主体方
摘 要:为真正激活并准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1条,确有必要厘清紧急避险的法理基础,该问题亦构成检视刑法自身价值取向的重要试验场。尽管传统优越利益原则已受到学界诸多批评,但当前通行的团结义务论及新近提出的社会份额论,均无法真正证成攻击性紧急避险的正当性:前者未能充分证明团结义务为何成立,且容易导向一种边界不明的容忍义务;后者则是自然法传统中原初财产共有观念的变相复活。攻击性紧急避险可视为
摘 要:法理思维并非游离于法学研究之外的抽象思辨,而是法教义学、法理论和法治实践内在逻辑的显性化与自觉化。为了完成法理思维的体系化建构,需要对其内在构造予以重新阐释,厘分出“思维本体”“理论展开”和“实践应用”三个基本层次。思维本体层是法理思维的筹划与准备阶段,其任务在于围绕现行法和一般法提炼部门法理和法理学法理,完成“由法律规范到法理”的抽象化作业。理论展开层是法理思维在法学研究中的呈现和展开
摘 要:日趋精细化的现代司法如何回应人类复杂的情感需求是需要持续关注的问题。情感的社会属性是其规范性意义的基础,法官的情感劳动为其从经验形态进入裁判规范提供了必要途径。作为规范性理由的内容来源,包括厌恶在内的多数情感可以为司法提供认知依据,义愤等情感通过社会共鸣增强司法的道德正当性,同情等情感凸显了司法的人本立场。情感只有可以被法律规范体系识别和权衡,才真正进入规范性理由的范围。基于回应社会情感
摘 要:针对数据人格权益保护问题,《个人信息保护法》与传统民事权利体系存在明显脱节。囿于应用场景、概念渊源和理论内核,即便借助权利束、自决权等理论工具,脱离传统的保护路径仍无法实现法秩序的内在统一性。坚守传统的保护路径也存在理论架构的缺陷,效果并不理想。类型在法律概念与案件事实的意义上具有普遍性,且法律概念不是封闭的,应当在人格、财产二元划分的传统民法框架内找到数据人格权益保护路径的体系化方案。
摘 要:围绕数据法律属性的讨论延续多年,至今尚无共识,但原因未必是问题本身的复杂性,而更可能源于“定性在先”的思维方式。“定性在先”假定可以容纳数据的法律类型是既定的,甚至是天然的,但其实不然,数据作为一种新型信息资源不能被扔进任何一个已经贴上标签的“篮子”。数据由此揭示出关于法律分类的方法论问题:类型并非对象的固有属性,而是法律基于特定规范目的对经验事实进行选择和压缩的结果;而当类型的生成过程
摘 要:行政规范性文件识别问题一直是备案审查的首要难题。当前处于主导地位的备案识别基准,是从合法有效行政规范性文件表象中总结出的六个特征。但在实践中,这组基准面临困境,不是识别行政规范性文件同行政政策性文件、一般行政决定等文件的充分基准。一方面因为它忽视备案识别与后续审查的差别,误把合法有效的规范性文件特征,当作属于备案范围的初成规范性文件识别基准。这导致其中的“依据法定权限和程序”“适用”与“
摘 要:人工神经网络深度学习所呈现出的不可理解和不可客观描述的特征,致使行政机关在使用人工智能作出行政行为的场景下,无法履行传统的说明理由义务。行政机关以传统方式作出行政行为,说明具体理由需通过举证认证范式展开;而行政机关应用人工智能作出行政行为,则是基于对大数据的概率统计分析,形成“概率近似正确”的结果,本质上是通过概率推定揭示事物之间的联系和规律。行政机关通过人工智能作出行政行为,并非无法说
摘 要:危害航空安全的相关个罪规范在应对低空智联飞行所产生的新型安全风险时,存在“航空器”认定范围、人员空间位置限定及技术性侵害手段评价等适用疑问。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劫持航空器罪及破坏交通工具(航空器)罪的法益侵害形态分别表现为:航空器平稳飞行状态受现实侵扰、合法控制关系被强制取代及关键运行机能遭实质妨害。基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理念,对相关构成要件宜在罪刑法定原则与法益侵害构造的约束下作相对积
摘 要:城市更新引发新的利益冲突与博弈,《民法典》第278条确立的重建多数决规则正面临挑战。地方立法提高住宅小区重建时的业主同意比例,突破了《民法典》第278条的规定,与之形成规范冲突。多数决作为自治要件,仅适用于业主自治权范围内的事项决策,而限制业主基本权利的专有权事项与公共利益事项不可通过多数决作出决议,由此形成民法中住宅小区重建决议规则的“一般—例外”结构。重建主体、重建基地与重建方案中涉